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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对“以手护手”原则的新发展(2010年修订版)

宋飞


【正文】
　　在日耳曼法中，最有特色的是关于动产的追及权。大体而言，凡是动产的占有人丧失其动产的占有时均有追及权，而不管该占有人是否为所有人。但是，从早期日耳曼人开始，追及权的行使就因占有的丧失是基于自己的意思，还是违反自己的意思而有区别。基于自己的意思而丧失占有所涉及的问题，就是深刻影响世界法律史的“以手护手”原则。“以手护手”，在德语里表述为“Hand muss Hand wahren”，在英语中被好事者翻译为“hand must warrant hand”（笔者在ICQ上询问过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一位老者Martin，后者认为hand must warrant hand一词用他的谷歌地球无法查到，相信应该是哪一位蹩脚的英国法律人士捏造的法律术语）。

　　“以手护手”原则是何含义？华东政法大学的李秀清教授解释为：“动产所有人或其他占有人，基于自己的意思（比如租借、寄托等）把自己的动产交与相对人，其相对人即根据契约而取得该动产的占有，当契约条件结束后，相对人自然有返还的义务。假如相对人在占有此动产期间，又将它交给第三人，或者它被第三人侵夺或盗窃，所有人不得向第三人提出返还要求，而只有向相对人请求赔偿损害的权利”。 当然，对“以手护手”原则的真实含义一直也没有定论。民国法学家李宜琛将其解释为“受让人应保证将所接受之动产归还给交付人”，大陆当代民法学家梁慧星则解释为“让与并交付动产者，应保护受让与者即受交付者”。

　　在日耳曼王国的法典中，对“以手护手”原则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伦巴第的《利特勃兰德法律》（制定于公元713-735年间）规定，某人将其财产委托放在其同伴家里，在此期间失窃的，受托人须向委托人赔偿。如果此后找到盗窃犯，该盗窃犯应向受托人支付赔偿。同条还说明，假如规定此种情形下须由盗窃犯向财产所有人直接赔偿，遭入室盗窃的受托人可能还会因盗窃犯破坏其住所安宁而向其提出诉讼，这样就可能导致行为人因一个案件受两次处罚的结果。

　　李秀清教授认为，从此条立法似乎可以看出，只是因为诉讼上的原因，才规定委托人请求赔偿。笔者则认为这是我国行政处罚法所采用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最早起源。但东西方研究日耳曼法的学者在进行深入研究后，对“以手护手”原则的确立理由有多种不同的分析：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动产之交付，其所有权也随之转移；另一种观点认为，因占有之脱离，物权遂行消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交付人既然未能充分考虑受托人的信用，自己自然应该承担责任，这也许就是法谚“你将信任置于何处，你就须在此处找到它”（即英语中的“where you have put your faith there you must seek it”、德语中的“wo du deinen Glauben gelassen hast，musst du ihn suchen”，对此我在ICQ上询问过Martin，后者认为where you have put your faith there you must seek it一段话虽然在英语中查得到，但相信这种话应该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士说的，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更不用说它算不算什么法律谚语）的来历。但许多学者赞同的则是公示主义说，认为此原则是日耳曼法形式主义的产物，动产原以占有为表象，得籍此向一般人公示其权利的存在，当动产所有人基于自己意思将物之占有交付于受托人后，其权利的公示性遂被剥夺。所有人与受托人之间虽有返还之约定，但该约定既然无从公示，因此经第三人取得该物时，所有人就只能向作为受托人的相对人请求赔偿。

　　从欧陆的法律演变史看，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它取代了日耳曼法重新获得强势地位。但其后，由于交易需要，“以手护手”原则又被重新采用。学术界公认的一个观点是，此原则为近现代各国民法普遍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也称“即时取得制度”）之滥觞。

　　笔者在这里不想讲更多国外的立法和我国的旧规定，只想向大家介绍我国2007年《物权法》出台以后的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的新进展。目前，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在司法实务界，由万国培训学校名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民法王牌”李建伟先生主张的对善意取得的认识，无疑具有很重的份量。

　　他认为：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中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容。在讲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古老的故事：甲将自己的手表交乙保管，那么乙保管期间对该手表没有债权，但对该手表享有处分权。而乙转手将该手表卖给丙。善意取得的适用前提或者叫发生必须基于无权处分而取得，与狭义无权代理、表见代理无关。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是丙必须是善意的，不知情。二是丙是有偿的，排除乙、丙之间赠与合同（的成立）。三是丙必须一个人完成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四是乙、丙之间的合同，只有乙无处分权这一个瑕疵，其他都是有效的（如毒品不适用善意取得，彩电、洗衣机则可以）。五是对象要特定。按物权法106条-108条的规定，对动产（的善意取得）是有严格限制的，只能是委托占有物，而非脱离物。而对不动产则没什么（太多）限制。

　　再来看物权法对动产善意取得的限制。动产善意取得只限于委托占有物，而不适用于脱离物。委托占有物包括保管、仓储、委托、试用买卖、租赁、融资、租赁、借用等几种合同的标的物，这几种情形都适用善意取得。对此，有个考生的总结贴写得很好，推荐大家一读：“动产善意取得，仅限于有权占有、无权处分”。这八个字意义非凡！脱离物包括遗失物、埋藏物和隐藏物、盗赃物三种情形。遗失物包括失散的饲养动物。埋藏物、隐藏物，如把文物挖出来卖掉了。盗赃物，根据刑法，这里的盗赃物不仅限盗窃物，还包括抢劫物、抢夺物、侵占物、职务侵占物、贪污物、受贿物、挪用物等等。以上几种情形都不适用善意取得。（此外，货币和无记名有价证券也不适用善意取得。）

　　不动产原来不进入善意取得的司法范畴，但实践中确实有它的必要。这次物权法105条作出了规定。现在看看不动产善意取得在中国有哪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夫妻共有财产。这在我国是会发生的。

　　如1、甲、乙是夫妻，婚内买了一栋房子，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我们都公认为共同财产。如登记在丈夫乙名下，登记所确认的所有权就属于丈夫乙一个人。这就产生了差别！这时如丈夫乙背着妻子甲把房子卖给丙，并办理登记手续。这时，丈夫通常属于恶意的，与妻子同床异梦，妻子甲浑然不知。事后妻子甲才发现，甲当然可以未经其同意，该合同属无权处分合同，她可主张该合同无效，房子权属变更（恢复原状）。但丙如奋起保护自己的所有权，丙就可主张这个房子善意取得。

　　2、甲、乙是夫妻，房子登记在乙的名下，卖给第三人丙了。其实甲当然是知道的。但后来甲硬说自己不知道，房子拆迁了，他就跳出来，要求向法院撤销合同，无效。他想把房子再要回去，他们愿意把原来的房款退给丙。所以我们更要保护丙。如何保护丙？适用善意取得。结果并可能陷于被动的无法举证甲知道。但现在北京这种夫妻狼狈为奸、待转空房的事情很难发生，在北京卖房子的话，光拿身份证，根本不给你办。卖房子时必须拿着户口本才能给你办过户手续。拿户口本想知道你的婚姻状态。如果显示你结婚了，你一个人根本办不了，必须有你和配偶的共同签名。那么如果我的老婆在国外，我是否可以代理卖房？当然可以，要有授权，授权委托书要公证！

　　第二种情形是甲买的房子，但基于某种不足与外人道的原因，登记在亲戚朋友乙的名下，这房子很可能不是甲住的房子，很可能甲投资的房子。但如果甲不采取非常严厉的防范措施，乙很可能背信弃义于甲，拿着房产证，将这个房子转手卖给别人，然后卷款潜逃。但现实中一般很难发生，甲可采取两种防范措施，一是：甲可以在登记时，要乙写一份保证书，保留在甲的手里；二是：将该房产证拿在甲自己手里。这样就增加乙背着甲卖房的难度。

　　第三种情形是甲的房子，甲又卖给乙，6月1日办理了过户手续；乙将房子卖给了丙，9月1日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几个月后，甲、乙之间的合同又被宣告无效，甲能否从丙手中追回房屋？不能！因为丙可主张善意取得。“几个月后，甲、乙之间的合同又被宣告无效”，说明甲没有房屋所有权，而乙9月1日卖房给丙，属无权处分。但经当地机关，毕竟是办在乙的名下，故乙卖给丙，丙有充分理由相信乙就是房子的所有人。故丙可适用善意取得。

　　然后，看看善意取得的效力（效果）：依照前面乙构成善意取得的要件的叙述，这里：

　　1.甲丧失所有权

　　2.丙取得所有权。这种取得应该是原始取得。为何是原始取得？稍后就讲。

　　3.甲、乙之间发生损害赔偿之债。这只是李老师个人看法。对于甲乙之间债的性质，学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有的认为是不当得利之债，有的认为是违约之债。对此，我们不用关注。

　　现在我们要问，乙、丙之间的合同是何状态？对此学界也存在争议。李老师个人认为是无效的。

　　再回到前面多次提到的问题：丙为何算是原始取得？

　　李老师的理解是：1.丙取得所有权与乙、丙之间的合同无关，而是依法律特别规定。

关于设立预备犯的合理性的质疑

傅孙满


预备犯是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我国刑法对此持肯定态度。刑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囿于法律之规定，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很少，一般以肯定态度的认可它。窃以为，作为实然之规定，司法界应毫不迟疑地去执行它。而从理论上讲，预备犯问题仍值得再作一番探讨，其设立的合理性值得怀疑。下面试分析之。
一、预备犯作为犯罪概念的合理性问题
从预备犯的定义讲，“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或制造条件”是指“为了犯罪”而做一些事。那么，这些事与犯罪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它们是否就是犯罪呢？很显然，这些事与犯罪有关联，因为这些事的指向正是犯罪，它们是犯罪的前提、前奏，犯罪的形成正是以它们为基础的，但能因此把它们界定为犯罪吗？一下子下结论似过于轻率。让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些参照系再说吧。我们都很清楚，体育比赛的选手们在开始比赛前经常会做一些热身运动，以促进自己更快进入竞技状态，更远的是，在此之前组织者们还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些活动都是整场比赛的构成部分，但人们很容易区分这些活动与比赛正式开始后的活动是两码事，后者才算是比赛。再如医疗手术，医生在进入手术室前，也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工具，选择时间，进行净身等等，这些只能说是手术准备，却不能说是手术。同样的道理，犯罪与为了犯罪所做的准备，是有区别的，犯罪和犯罪预备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互相独立的行为状态，它们并不互为依赖而是各自有自己的未遂、中止的意识过程。作为追究个体具体责任的刑法，应是就某个具体的预备行为展开评估，而不宜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行为概念中——犯罪行为加以考评，那显然违反了刑法应有的谦抑性，然则我国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这一规定，正是把预备行为放在既遂状态的框架中进行评估从而认定它是犯罪的，显然不妥。
二、预备犯作为刑事处罚的合理性问题
我国刑法对预备犯所实行的罚则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刑法把预备犯当成是既遂形态下的未完成状态，这与整个刑法体系起码有两点不协调：一是预备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行为形态，有着自己的未遂、中止、完成等各种行为状态。不同的行为状态具有不同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中止的主观恶性大于未遂、完成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中止，相应地应受到刑事不同的处遇。预备行为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行为形态，有着自己的未遂、中止、完成等各种行为状态，然而刑法的这一罚则没有对预备行为各种状态的处遇作进一步的区分，只作了统一的规定，是有失公平的。二是预备行为的可罚性与我国刑事对犯罪的定义是相互矛盾的。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具体规定，详细列举了犯罪的各种表现，并在最末加了个“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些规定表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只有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属于犯罪行为。反观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性值得斟酌。由于预备行为尚未与具体的社会事物发生关系，在事实上并不具有任何实害性和潜在危害性。因为在预备行为这一个独立的形态里，全部意志和行为的完成只是完成了准备，它与“着手实施”是两个阶段两次意志选择的区别，完成了准备并不当然或自然地进入“着手实施”阶段，“着手实施”已经属于第二次意志的结果。因此，就预备行为的完成讲，它不具有实害性，而相对于“着手实施”阶段的第二次意志，它不具有必然的潜在危害性。从这个层面上讲，难以认定预备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讲，一些已越过预备阶段进入“着手实施”阶段的行为，尚可能因“情节显著轻微”而不被认为是犯罪，那么毫无理由对处于罪责更轻阶段的预备行为实行必罚原则。
三、预备犯在司法实践上的合理性问题
上述两个方面讲了预备犯在我国刑法体系上的内在矛盾性。而在司法实践上，预备犯同样具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首先是实践上的困难。前面讲到，预备行为在事实上尚未与具体的社会事务发生关系，它属于纯行为人范畴内的事，因此从客观上讲，对预备行为的考察、认定是困难的，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预备行为是处于预备阶段还是既遂阶段，还是中止状态呢？事实上，自我国制定刑法以来，相对于数千万起的刑事案件，我国因为犯罪预备行为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件为100万分之一甚至1000万分之一以下的几率，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设置预备犯这一概念无异于自毁原则，自寻苦恼。其次是实践上的矛盾。把预备犯放在我国刑法体系会出现相互矛盾甚至是会闹出笑话。试举例子加以说明。以盗窃为例，假设一个人为顺利实施盗窃，事先进行了踩点，了解受害人的生活习惯，在准确掌握受害人的行为规律后实施盗窃，但只窃得400元。在要走出受害人住房时却被警察逮了个正着。现在我们来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①因为他事先踩点、观察的行为就是预备行为，且是为了实施盗窃，符合预备犯的条件，如果他于此时被捕，依法他构成了预备犯，应受刑事处罚；②假如他在行窃中被发现，那么他是犯罪未遂，依法也应受刑事处分；③假如他顺利行窃，不管是否被抓住，依法他只是违法行为，不应受刑事处分，因为我国对盗窃罪的界定为盗窃数额在500元以上。从这起案件我们看到，对于不以行为而以数量或情节定罪的罪名。预备犯的存在是个矛盾，它使行为人逐步从有罪走向无罪。最后是实践上的危害。设若有一个人老在我住房周边转来转去，我能否因此报警要求抓这个人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种情形已构成对我的影响，由此让我作出他是在实施犯罪预备行为的判断。可警方会对此起起重视吗？恐怕不会，他们多半要认为我是个有问题的人而不对此采取措施，大量的报道显示即使一些已然的实害事件或潜在危害事件，警方也多以不理睬处之，更何况是这种个人的判断。可预备犯又不与具体事物发生关系，只能进行个人判断，怎么办？如果对这种情形不加重视，则不可能去发现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进行，警方也要因此背上“漠视涉嫌犯罪的行为”的罪名。但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重视，则可能导致警方滥用职权去侵犯公民的各种权利。
四、结论
综上所述，预备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和困难，显得与我们的刑法体系和司法实践格格不入。因此，在坚持我国刑法体系的大前提下，建议删除有关预备犯的立法条文或更改为只对特定罪名实行预备处罚，以促进刑法体系的完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