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1994年6月6日 省政府令第7号发布1997年10月22日省政府令第27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改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合理开发、利用、经营土地，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限期使用制度，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但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除外。
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直接出让，必须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土地，经开发整治后，才能出让。
第三条 我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依照《条例》和本办法，在我省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
第四条 依照《条例》和本办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其使用年限内，可以转让、出租、抵押或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分割转让、出租、抵押与他人共有的土地使用权，应以转让、出租、抵押人享有的份额为限。共有土地使用权不可分割的，转让、出租、抵押人应与共有人订立书面协议。
同一建筑物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整体不可分割。分割转让、出租、抵押同一建筑物的，各产权所有人享有相应比例的土地使用权。
第六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及土地的开发、利用、经营等，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我省有关规定，不得妨碍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七条 城镇国有土地的出让和使用，应当以规划为前提，符合城镇规划的要求；土地使用计划，应当和城市规划协调一致。
第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具体工作，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务，并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终止办理过户登记，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建（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权限，按照《甘肃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条关于征用土地审批权限的规定执行。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具体地块、用途、年限和其他条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城建、规划、房产、物价、财政等有关部门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规划和用地计划共同拟定方案，按前款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市、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和地区行署批准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文件，一律报省土地管理局备案。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县、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会同城建、规划、房产等有关部门向申请用地者有偿提供下列资料：
（一）土地位置、面积、四至范围、地面现状和基础设施情况；
（二）地形图及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的基本情况；
（三）土地用途、建筑容积率等各项规划要求；
（四）环保、交通、园林和消防等要求；
（五）出让年限和形式；
（六）其他有关出让的具体规定。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时，由县、市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同级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出让方）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程序：
（一）申请用地者向出让方提出用地申请报告；
（二）出让方接到申请报告后，向申请用地者提供有关资料；
（三）申请用地者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向出让方提交土地开发建设方案；
（四）出让方接到申请用地者按要求提交的各项文件后，应在三十日内给予答复；
（五）经协商一致，出让方与申请用地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向申请用地者收取定金。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程序：
（一）出让方发布招标公告或向申请用地者发出招标邀请书，并按本办法的规定向投标者提供有关资料；
（二）投标者按要求向出让方交付一定的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后，到出让方指定的地点将密封的投标书投入标箱；
（三）出让方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评标委员会，主持开标、验标，并按标价、开发建设方案、业绩资信等条件，进行评标和决标；
（四）评标委员会签定决标意见书后，由出让方向中标者发出中标通知书，对未中标者也应书面通知，其投标保证金在开标后十日内退还；
（五）中标者在中标通知书送达后及时与出让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程序：
（一）出让方在拍卖前六十日发布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并按本办法的规定向竞投者提供有关资料；
（二）竞投者须在公开拍卖前二十日向出让方交验法人或自然人及资信证明等文件，交付一定的竞投保证金（不计利息），领取报价牌；
（三）出让方委托代表主持拍卖现场，宣读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规则、出让地块的简况，公开叫价；
（四）出让方与中标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应向出让方交付出让金总额20％的定金，其余部分可依约交付，但必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付清。
成片承包、综合开发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交付期限由单项协议确定。
第十七条 采取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方式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别给予出让金优惠：
（一）成片开发荒山荒地，建设以工业为主的新开发区，按当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减收10—15％；
（二）经省人民政府确认的高科技开发项目或产品出口项目，按当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减收10—15％；
（三）从事铁路、公路、水利、电站、矿山、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项目，按当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减收15—20％；
（四）开发荒山荒地、水面滩涂等用于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按当地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减收15—20％。
同时符合前款两项以上条件的，按优惠额最高的一项办理。
第十八条 土地使用者按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交付登记费，领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持有土地使用证或依法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二）地上有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应持有合法的产权证明；
（三）已交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有关税、费；
（四）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有关税、费外，在该幅土地投入的开发建设资金，应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建设投资总额的20％以上；
（五）已实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转让，当事人双方应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转让，当事人双方应在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交付登记费，更换土地使用证和房地产证。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出租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的条件，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相同。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当事人双方应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第二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当事人双方应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交付登记费。
第二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后，承租人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应征得出租人同意，由出租人按《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土地使用权抵押
第二十六条 土地使用者在使用期内，可将其土地使用权向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抵押权人）作抵押，取得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债务。
第二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条件，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相同。
第二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抵押人应向抵押权人交验土地使用权的合法证明及土地开发经营现状的报告等。
第二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抵押，当事人双方应签订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土地使用权抵押期间，抵押人应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抵押，双方当事人应在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交付登记费。
第三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转让、出租、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分。
第三十二条 因债务人到期未能履行债务或在土地使用权抵押期间宣告解散、破产，抵押土地使用权被处分时，取得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的当事人应在取得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交付登记费，更换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开始履行有关义务。
第三十三条 处分抵押土地使用权时取得土地使用权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按《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土地使用权终止
第三十四条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期满前六十日或土地灭失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土地使用者按规定办理终止登记手续，交还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土地使用者逾期不办理终止登记手续，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部门有权宣布注销其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
第三十五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必须拆除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因出让期满而收回土地使用权时，土地使用者应按时拆除或清理，不能按时拆除或清理的，可以向土地管理部门交付拆除或清理费用，由其代为拆除或清理。拆除或清理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三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期满，需要续期的，应在期满前一年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当时标准交付出让金，办理登记手续。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由土地使用者继续使用。
第三十七条 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收回时土地管理部门应提前半年将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理由、地块座落、四至范围、收回日期等通知土地使用者，并在收回土地使用权所涉及的范围内行文公告。自公告规定的收回之日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即可收回。
第三十八条 因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而给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房产、物价等有关部门根据已使用土地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停止执行土地使用权的收回。
第三十九条 被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者，享有优先重新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也可与土地使用者协商，进行易地使用权交换。交换时，双方应按确定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补偿金额和换得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进行差额结算。
重新获得或换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按《条例》和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或补交出让金，办理登记手续，更换土地使用证。
第七章 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四十条 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出租、抵押的土地使用者必须是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并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一）、（二）项条件。
第四十一条 土地使用者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出租、抵押的，应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地上有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还应向房产或其他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分别按《条例》和本办法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 土地使用者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出租、抵押时，应按《条例》和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与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交或用转让、出租、抵押所得收益抵交出让金。
第四十三条 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的，应符合城镇中、长期建设规划，可以按《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最高年限内确定出让期的，出让合同应订明出让的起止期限；不能确定出让期或出让合同未订明出让起止期限的，以城镇建设需要收回或依法变更土地使用权时为出让期满。其应补交或用转让所得收益抵交的出让金按转让成交额扣除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重置价剩余部分的下列比例计算；住宅用地20％，生产用地30％，经营用地40％。
第四十四条 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的，以租赁合同签订的出租期限或实际出租期限为出让期，出租人不出租时为出让期满。其应补交或用出租所得收益抵交的出让金按收取租金总额扣除房屋折旧费、维修费及保险费等剩余部分的下列比例计算：住宅用地15％，生产用地25％，经营用地35％。
第四十五条 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的，因债务人到期未能履行债务或在土地使用权抵押期间宣告解散、破产，抵押土地使用权被处分的，抵押人应按出让合同规定补交或用处分抵押土地使用权所得收益抵交出让金。
第四十六条 按节约和合理用地，促进土地流转的原则，积极鼓励一切超定额指标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将超占部分土地交回市、县人民政府，由其土地管理部门按《条例》和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出让给需用土地者。同时，从出让该土地所得收入中，按70％的比例返还给原土地使用者。原土地使用者确有困难的，可适当提高返还比例。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发布前对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已转让、出租、抵押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转让、出租后不宜恢复土地利用原状的国家机关、团体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应在本办法发布后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报登记，按规定交付登记费。其中，用于生产经营的，还应按本章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从《条例》发布之日起补交或用所得收益抵交出让金。
国家机关、团体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已转让、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能恢复土地利用原状的，应限期恢复原状。
第四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以积累住房建设资金为目的向本单位职工出租、出售住房的用地，房产部门出租的房屋用地，各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特殊用地，以及企业分立、调整等非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变更，仍按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不适用本章规定。
第八章 罚则
第四十九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违法所得10—50％处以罚款。
第五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未办理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责令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违法所得10—50％处以罚款。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依照《条例》和本办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其土地使用权在使用期内可以继承。继承土地使用权，继承人应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继承证明，并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第五十三条 以出让或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合资、合作为联营条件的（包括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条件，由其他单位或个人投资，联建家属楼房，按比例分成的），分别按《条例》和本办法第三章和第七章有关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四条 对不具备出让条件的建设用地，可实行有偿有限期划拨，但不得转让。需要转让的，应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土地出让金上缴财政，具体办法按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中的登记费，由省财政厅、省物价委员会制定。
第五十八条 外商及港、澳、台同胞交付的土地出让金以外币支付。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由于我国学校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单位，在我国法律关系主体上，事业单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法人，即事业型法人。在法律理论上，事业型法人的享有承担民事权利与义务与企业法人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应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存在的诸多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政策载体形式是大多为政府文件，尤其是人事政策文件来实现的，事业单位的这些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型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就存在着与企业法人等其他类型法人的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与人事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学生属于学校的教育资源范畴。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否存在着法律关系非常不明晰，如果说存在着法律，那么学校事业单位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无论在行政体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均未有任何界定。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尤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学生与学校之间逐步产生并日益突现出的冲突，表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在发生变化与转变，这种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教育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认识。
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于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该规定对高等教育法律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对高校与学生是一种什么性质或类型的法律关系，尤其当学生的权利被学校侵害时，学生是否、又应根据怎样的法律关系去寻求司法救济，仍没有（大概教育部仍无法）作明确规定。早在这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于2003年12月29日出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员们明确阐释[1]，学校对学生不负有监护责任，即通过间接的形式确认学生与学校之间不存在监护的法律关系，仅此而已。
对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研究与分析，对指导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学生行为事件、学生与学校之间发生争议纠纷、学校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以及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发生争议，这是当前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解决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对这方面问题进行一个初步分析。
[前提]
本文的研究分析是基于：1、学校包括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三个体系中，实行公立学校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小学校以及高校；2、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下确立的诉讼体制。
一、学校现状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分析了教育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教育体制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理起来”。《决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特别提出了改革高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问题。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明确地提出了改革高教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任务。1995年《教育法》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了学校具有八个方面的权利，它们是：（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教育法》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1999年《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教育法》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实际，确定了高校享有的办学自主权是：（一）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二）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三）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四）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六）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八）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在此形式下，在政府与学校的管理关系中，反映比较突出的有以下问题：学校在对内管理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但在学校与市场“接口”的办学活动中，政府仍然管得过多、过细。在“内循环”方面已基本自主，但在与市场接口的“外循环”方面，行政干预仍强，而市场机制不足。在招生权方面：学校应拥有自主制定招生计划、决定生源分布，确定收费标准的权利。但招生指标仍由国家统管，其行政管理的方式基本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在专业设置方面：实际操作中还对学校新专业的开设限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新学科、新专业的及时设置，无法适用社会需求，限制了学校办学新增长点的形成。收费方面：政府统一定价，缺少弹性，不能真实反映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成本与需求的差异，不利于调动学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其次在招生收费方面对数量、地域、比例的限制，虽有利于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流通、吸纳及与需求相调适的活力。管、办、评三位一体，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当运动员与裁判员。对公办学校而言，政府是举办者、管理者、评估者高度合一。管办不分，政府管理直接伸向学校的具体运转，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政府制定标准，学校依框框办学，政府依框框监控。管评不分，缺乏相对独立完善的教育评价运行系统。标准过于笼统、统一，不尽科学，甚至手续繁琐，形式主义严重，且通过行政手段运动式推行，反而限制了学校的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创新。政府财政拨款制度计划经济弊端严重，尚未建立公共财政的理念和拨款方式，不利于学校自主创新。缺乏拨款效益的分析评价制度，以及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排排坐，吃果果”的计划拨款方式，削足适履，限制了学校的需求发展和新的增长点的培育，限制了自主创新意识。拨款与经费使用设定过于僵化，经费使用栏目设定不尽科学，造成投资效益低下甚至浪费。目前，一方面教育经费严重缺乏，另一方面设备重复购置与闲置的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现教育机关审批或购办的教育设备高出市场最好产品价格，而质量、技术后3-5年的情形屡见不鲜，同时也滋养不同程度的腐败。学校内部尚未建立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缺乏依法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活力与能力。
在既缺少内部制度约束又缺乏外部竞争约束的情况下，“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学校受利益驱动不顾条件和质量盲目扩张，以分换钱，办学秩序混乱，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学校缺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缺权”与“不会用权”、“用不好权”甚至“滥用权利”的情况并存。然而，这种缺陷并非固有，而是现有教育行政体制与文化的结果。学校面临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社会中的地位、法律上的地位等方面的缺失、模糊不清。教育部出台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体系中仅属于部门规章，存在着与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冲突、操作性极差、人民法院审判时无适用拘束力等缺陷，其立章原意无法实现。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解决了学校对学生不负有民法上的监护责任的问题[1]。
至此，不论在政策上、行政上还是法律上，学校与学生（包括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委托监护人）之间关系的法律性质至今仍未得到回答。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几种观点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而结成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基于我国教育体制与立法现状的固有特点，以及人们对社会各主体的认识和法理的存在与发展，目前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民事合同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生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报考学校，接受高质量的服务和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均受符合法律规范的双方各自利益意愿约定的约束，即合同的约束。学生的考入择校、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则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条件去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相应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可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力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也亦构成违约，学生可使用请求权、申诉权甚至诉讼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即通过报考录取入学形式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各自相互行使和承担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
学校作为事业型法人对外享有民事权利，但对内、对学生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建立起民事法律关系。大多数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是在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的教育体制下得以保证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纯市场行为来实现的。学生属于学校因政府调控而获得教育资源，学生并不是纯商业性教育消费的主体。因此，学生报考与录取入学方式并非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民事行为。随着国家调整了“教育产业”的构想，摒弃了学生上学系“教育消费”的指导观念，这种学术观点已不被社会接受。
行政法律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职业学校与高校表现较为明显，认为被授权的学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与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学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就自身行使职权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当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实质上是使用推论而得出的学说。这里暂不定论其方法以及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律属于成文法，即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那怕你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述、解释或推论都有可能被适用，但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推论不能创制，更不能被适用。另一方面，我国诉讼法法律条文大多都属于限制性极强的条款，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能是事业单位，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能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是抽象行为。而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学校不符合行政诉讼被告适格主体的要求，学校行为的也不是行政法、行政诉讼中法定的行政行为，准确讲，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存在着行政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法律关系。
双重法律观点
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2]。民事法律关系如前面所述，而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学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但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学校正常的工作秩序，降低学校的权威，在这一行政法律关系中，只能部分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
双重法律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点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的将前面两种观点的优劣一并带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即哪些学校行为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哪些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哪些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那些行为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几乎无法界定，也无法罗列，更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的看到，双重法律观点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故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深入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之间的性质、特征，而是对一些关系的表现进行综合得出所谓双重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种在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学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或者很难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无疑强调了学校的自主权，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但不符合社会取向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而从管理行为学角度上看，目前在校学生行为来分析，学生也未必随时随地、绝对地处于弱势地位，目前社会上反映出的诸多案例，已表明学生行为的异乎寻常地超出了学校管理权相对人弱势地位的范畴，已给学校管理、教育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困扰。
然而，随着依法行政观念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即学校为公务法人的理论观点受到多方面质疑。且其观点本身也存在着，诸如要将特别权力关系中双方所有的争议，包括学生可否对学校的成绩评定、宿舍等管理等方面争议纠纷提起诉讼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法律上确实很难以实现，且也存在非常复杂的实际困难；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等等。因此，行政法学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提出了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国家行政法规定的法定事项，应列入可诉性行为。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着装发型礼仪等方面的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学校内部管理权，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的观点。
三、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在学校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性质的定位方面，在不少的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倾向于将学校（尤其是高校）定位于公务法人[3]，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借鉴大陆法系的“公益机构理论”。这一观点理论人认为：公务法人是近代行政管理的一种新技术，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扩张形态，其具有的特点为：1、公务法人是依照公法设立的法人，具有法人资格，是公法人的一种。所谓公法人，是因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而建立的，能够作为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并承担义务的组织，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主体。2、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因而是有别于行政机关的事业单位组织。3、公务法人享有一定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它又不同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单位和内设机构，也不同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个人，而是可以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某种权力、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体。4、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而后者集中体现了公务法人与其他类型法人的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的公立学校，尤其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学校作出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学者们呼吁，为了保证学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能给公务法人相对人的学生相应的司法救济权，应尽快确立学校的公务法人地位。
其二，学者们认为，对于这一体系中的特殊权力的实现，应当区成为重要性事务和非重要性事务。凡涉及到学生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重要事务，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凡学校从事的普通内部管理事务是非重要性事务，学生不能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应予以支持。这种设计也是可以的，但它取决于我国法律体制，成文法本身存在着立法困难，这种观点的立法也必然导致法律条文的细繁，可行性较差。另外，被很多学者忽视的情形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对基本权利和法律身份的争议非常少，而恰恰被这些学者们称之为“非重要性事务”的争议却几乎每天都可能在发生，这种现实与学术观点形成严重背离的事实，令这些学者们非常尴尬。同时由于学校必竟不是行政机关，虽然学者们认为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性质，但它仍不能成为行政具体行为，也不是替代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行为，因此不论学校的行使了何种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某些人民法院受理了学生提起的行政诉讼个案，从程序法适用上讲是不符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
四、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
不论前面所述的几种学术观点有何种理论根据，有何正确性与合理性，能够在实际中操作，能够实现司法救济是唯一衡量标准，即能够启动司法审判程序才是最重要的、最实际的，也就最需要重视与关注的要素。
确定民事法律关系
在学生安全方面，我们观察到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有如下“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
的规定[4]，学校对学生负有的责任教育、管理、保护和告知责任。而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民事过错责任。
如前所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适用拘束力方面存在着瑕疵，它未必就不能启动司法审判程序，对于这点可以通过观察劳动争议解决的司法程序启动来思考。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劳动争议，首先要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这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民事诉讼。《劳动法》与《教育法》一样同属于行政法范畴的基本法，不同的是《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而实行了近两年的国家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纠纷处理，在没有基本法的情形下，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5]，采用了依照劳动争议申诉仲裁与诉讼的模式，来启动民事诉讼司法程序。由此可见，除法律有规定的客观因素外，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的解决，是由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或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人事关系申诉，经过“特殊仲裁”前置程序后，作为对“特殊仲裁”司法救济手段而转入了民事法律关系，进而启动了民事诉讼程序。而这此两类争议的解决方式，在表象与实质上并非一定反映当事人之间原本存在着的民事法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