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9月3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5月28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义务教育分为初等义务教育和初级中等义务教育（含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下同）两个阶段，执行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基本学制。
第三条 全省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分阶段、分步骤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经济比较发达、文化基础好的市区要积极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经济文化基础较好，但校舍、师资等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城镇、农村，第一步可以先推行初等义务教育；经济条件差、文化基础薄弱
的农村，可以先推行三年（小学五年制）或者四年（小学六年制）义务教育。
凡未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地方，都要随着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逐段、逐步提高，向九年制义务教育过渡，到2000年全省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2010年全省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具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各地区（州、市）、县（市、区）都应按照省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实施计划。
第四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五条 学校要推广使用普通话，正确运用简化汉字。
少数民族学校和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教学。
第六条 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办学的体制。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实施本办法的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具体规划。
第二章 学 生
第八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都应当入学接受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入学了年龄可为七周岁。
第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义务保障其子女和抚养的学龄儿童按时入学，并受完当地规定年限义务教育。
第十条 丧失学习能力的儿童，可免于入学；因病和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入学的儿童，可延缓入学。儿童免学、缓学，需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延缓入学的期限为一年，届时仍不能入学者，应再办理审批手续。
儿童免学、缓学的具体条件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凡学满当地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经考试达到小学、初中或初级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程度的，由学校发给相应的毕业证书；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未达到相应学校毕业程度的，发给结业证书。
第十二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学籍管理，建立健全学生流失报告制度。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招收录用应受义务教育的学龄儿童、少年做工、经商或从事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义务教育阶段可收取杂费。杂费的收取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减免杂费。减免杂费的金额，由当地政府核实拨给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在初级中等学校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寄宿学校，实行助学金或奖学金制度，帮助家庭贫困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就学。其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制定。
第三章 教 师
第十六条 教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勤奋学习，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教师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胜任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
教师要爱护学生，禁止体罚学生。
第十七条 要重视发展师范教育，优先办好高、中等师范院校、教师进修院校，并充分发挥其他院校的潜力，培养、培训义务教育所需师资。
第十八条 建立教师考核、进修制度，对考核合格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资格证书。对考核不合格的，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培训。对不适合做教师工作的人员，应调离教学岗位，教育部门安排有困难的，由同级人事部门负责安排。对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应辞退。
小学教师的培训、进修由县（市、区）负责；初级中等学校教师的培训、进修由地区（州、市）负责。
各级人民政府对培训师资所需经费，应在教育事业费中列出专项予以保证。
第十九条 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小学、初级中等学校教师，具备规定学历或取得所任学科专业合格证书，并经考核和评审达到规定的任职条件的，方可聘任为一定职务的教师。
第二十条 中小学教师的管理、调配，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要严格执行中小学职工定额编制，使师生保持合理的比例。未经县（市、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不准抽调中小学教师改做其他工作。各地教师自然减员的指标，原则上用于招收新师资或合格的民办教师转
为公办教师，一律不再招收民办教师。
第二十一条 高、中等师范院校要面向县以下的地区定向招生，鼓励初、高中优秀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为当地培养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师范院校毕业生由教育行政部门按原培养目标统一分配到学校任教。其他高、中等院校也应分配一部分毕业生担任教师工作。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
改变上述毕业生分配的指令性计划，不得截留改做其他工作。
师范院招生、毕业生分配及师资培训应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照顾。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上述地区任教。
第二十二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教师合法权益，逐步提高教师社会地和物质待遇，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应当逐年划拨专款为中小学教职工改善住宿条件。城镇统建住宅应当保证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中小学教职工居住。在发放奖金、子女
就业及公费医疗等方面，教师应当与当地干部同等对待。
第二十三条 民办教师的报酬应当逐步实行乡（镇）统筹工资制，其工资待遇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接近当地同级公办教师的工资水平，并实行按月发放。
各地应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建立民办教师福利基金，用于解决民办教师的福利待遇、医疗保健和年老离职后生活困难补助。
第四章 学 校
第二十四条 学校设置、布局要合理，有利于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初级中等学校的设置应根据人口分布状况和地理条件，分区划片，合理布点。小学办学形式以全日制为主，也可因地制宜举办各种形式的简易学校或教学点（班），在居住特别分散，办学条件十
分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举办寄宿制学校和适应民族习俗的女童班。
农村的初级小学、简易小学、教学点（班）的设置、撤并，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报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农村完全小学、城镇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的建立、撤并、搬迁由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实施义务教育的小学、初级中等学校的师资、办学经费、校舍、教学设备等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制定。
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厂矿、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举办中小学校、初级职业技术学校和公民个人举办小学教学点（班），所办学校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办学单位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双重领导，以办学单位为主的管理体制。由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义务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进行教育检查和督导，在教学业务、师资培训和调配、教学仪器供应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重视盲、聋哑、弱智等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积极创造条件，举办特殊教育学校，或在小学附设特殊教育辅读班。虽有残疾，但能基本坚持正常学习的儿童、少年，可在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
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发展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幼儿教育事业。农村小学应当创造条件附设一年制学前班，为学龄前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做好准备。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中小学、幼儿园的建设纳入城镇和农村移民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城镇等有关部门应根据义务教育的需要，会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合理规划中小学、幼儿园的布局。并按规定从基建单位的投资中提取的城市建设配套费，应当按一定比例用于中小学和幼儿
园校舍建设配套费。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危房的维修和翻建、严重危房的及时排除，由当地人民政府、办学单位及个人负责。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不得随意改变学校教学计划，不准侵占、损坏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
第二十九条 学校要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改善办学条件。县、乡人民政府要为农村中小学划拔一定数量的校田或者采取其它方式，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创造条件。
第五章 经 费
第三十条 实施义务教育事业费、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办学单位负责筹措，予以保证。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拔款的增长比例，应高于当地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有所增长。义务教育事业费中的公用经费应占适当
比例。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发的参考定额，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校按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开支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各级地方机动财力、城市建设维护费、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少数民族补助费中都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全省教育基建投资应当占地方统筹基建投资的15％以上。
农村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所需经费，以乡（镇）、村自筹为主，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费，对老、少、边、穷地区给予照顾。对少数民族牧区和特困地区，要采取特殊措施，扶持发展基础教育。
第三十一条 教育事业费预算，每年经财政部门核定后，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掌握使用。财政、审计部门要监督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好、用好教育经费，提高投资效益。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克扣、挪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 城乡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事业。教育费附加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全社会都要关心义务教育的发展，各部门、各单位不得向中、小学校乱摊派各种款项。
第六章 管 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全面负责，实行省、地（州、市）、县（市、区）、乡（镇）四级管理体制。分级管理的办法和职责范围，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和组织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实施义务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把实施义务教育工作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三十六条 建立义务教育督学制度。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实行检查、督导、评估。地（州、市）、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监督的指导，保证义务教育在各地的实施。检查督导实施义务教育的情况
，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七条 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严禁在学生中传播淫秽物品和进行其他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严禁利用宗教活动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
第七章 奖 惩
第三十八条 对在实施义务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和捐资兴学有突出贡献的地区、单位、个人及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教育工会设立“园丁奖”，对优秀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九条 对因工作失职，贻误如期实现义务教育规划和目标的地区，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追究该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条 适龄儿童、少年未经批准；不入学接受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由当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其在限期内送子女或者监护人入学。
第四十一条 对招用应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劳动的单位或个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停止招用。拒不停止招用或者屡教屡犯的，每用一人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根据《
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二条 对弄虚作假给不合格教师发放资格证书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收回资格证书。对擅自抽调中、小学教师改做其他工作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责令被抽调教师回原学校任教。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指令性分配计划截留师范毕业生的用人单位，除责令退回毕业生外，由主管分配的教育行政部门按每生处以一万元的罚款；并由用人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罚款一律上缴财政。
第四十四条 对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责任者，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追回全部款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侵占和破坏学校场地、房屋和设备，扰乱学校教学秩序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侮辱、殴打教师，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处罚不服的单位和个人，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
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补充或变通规定，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的决定
（1997年5月28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
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将《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对招用应受义务教育的儿童
、少年做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劳动的单位或个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停止招用。拒不停止招用或者屡教屡犯的，每用一人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依照《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实施义务教育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5月28日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间融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典当行业已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手续灵活简便、融资效率较高等优势，满足了市场主体的短期融资需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当前典当行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瓶颈，如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与物权法、担保法等基本法律存在某些冲突，仅有商务部制定的 《典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将其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等，由此导致典当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本文试图对目前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凸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以求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概述
（一）典当业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中的发展现状与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中既有民间借贷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包含了通过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融资渠道。其中典当行因其融资门槛较低、手续相对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资金需求方的青睐。自2006年以来，典当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从事典当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当金发放数额持续递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4433家典当企业，全行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业数增长了2.3倍，注册资本总额增长了5.1倍，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2010年的当金总额即达1801亿元，几乎占到了该5年期间当金总额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区典当总额达到了482.46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准金融”企业，典当行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为市场经济下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职能，其兴衰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至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亦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国外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进口锐减导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实体，如出口加工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尤其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众多负面效应，在缺少国外订单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日趋紧张，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乃至亏损，许多企业甚至难以为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迅猛增加。[2]国际和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固定资产（可供担保财产）较少的借款人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贷款，只能转而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渠道。虽然典当行的融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但其融资手续相对灵活简便，[3]故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典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影响、上位法的缺失、与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以及监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当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1.衡平保护典当行与当户的合法权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准则，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与诉讼能力总有强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平衡当事人力量的强弱对比，避免因诉讼能力的差异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向是司法界历来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经济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作为债权人会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当户则因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较弱而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典当合同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审查，对导致典当行与当户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条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当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典当行作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对典当行的合法债权给予及时保护。
2.尊重交易惯例
交易惯例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商法的补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不应越俎代庖，以破坏原本行之有效的商业习惯为代价，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维的交易秩序。典当行业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如绝当制度、收取综合费等。以综合费为例，尽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贷款利息，法律纠纷也多因此而起，但该费用为典当行业所特有的交易习惯，并且为《典当管理办法》明文认可，如法院断然判决综合费有违交易公平，虽然表面上看保护了当户的利益，但从长远看，严厉的司法态度会严重遏制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这并不是司法权运用的理想化结果。
3.依法规制和引导典当行的经营行为
金融市场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环境下，经营创新行为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典当行的创新行为，司法应当给予合理的空间，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经营规定的适度创新，司法不应以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来遏制创新行为。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是，典当行业发展至今，由于典当企业质量的良莠不齐，难免存在个别典当行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情况，如有的典当行以金融创新为名，行违规经营之实，违反国家金融行业准入制度，为当户提供理财服务，当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司法应当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宣示功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导向作用，对违规经营的典当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传统典当业的异化
我国当前大量采用的“典当”无论在形式外观上还是实质法律关系上，都与我国传统意义的“典”与“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典当的概念是对典当法律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典”与“当”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当”的标的物一般限于动产，当铺在当期内对当物负有保管义务，但无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当期届满出当人须支付本金及利息，赎回当物，且当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绝当的权利。“典”是中国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亦自古有之。根据学者的定义，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不动产，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4]按通说，“典”具有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双重功能。
典权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典权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市场主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已经很少采用。因此，典权并未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成文立法中，仅因为民间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财产的出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才对此有所涉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当”不分的情况，将两者合称“典当”，究其原因是对“典”与“当”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实践中“典当”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当称之。
现代典当业实现了“典”与“当”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现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对当物的用益物权前提下，更容易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典当行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仅采用了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了行政管理。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现代典当合同至少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当户与典当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关系。与典权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典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首先，法律性质不同。用益物权是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典权人获得了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担保物权亦为典权的组成部分，承担了一定的融资功能。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对于典当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典当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担保并存转向了单纯的融资与物权担保。
其次，抵押物的类型不同。典物为不动产，如房产、田地等，而且当物必须转移占有。而现代典当的当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范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房产与动产，甚至财产性权利均可作为当物，在约定房产抵押的情况下，当户甚至可以不用转移房屋的占有权。
可见，现今所称典当与传统的典权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通性功能更强。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需要审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当行是否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二是当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当法律关系达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当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物权担保是典当的关键构成要件。实践中，有的典当行为获取利息收益，对当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疏于审查，而当户则通过虚构当物的方式获取了当金，因此，在当物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二、典当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
典当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权担保合同综合体，根据典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一般流程，典当行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只在担保物权设立以后方才交付当金，从外观上看，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当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加之典当合同中金钱债务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典当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成立要件：一是当户交付当物，二是典当行交付当金。[5]笔者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当合同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实践合同
虽然《合同法》制定时未曾对典当合同进行专门规定，但并不代表典当合同没有法律适用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典当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合同关系，《合同法》与《物权法》 对该两种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是诺成合同，即双方只要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从合同成立要件的类型划分上看，《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诺成合同为主、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法明确规定的实践合同类型并不多，如赠与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数种。对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该规定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仅将交付借款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将借款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对于物权担保合同，我国立法尽管对担保物权的设立要件存在观念上的变迁，但《担保法》也仅认为办理登记是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物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权法》采用了区分主义的原则以后，物权担保合同的诺成性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则。综上，无论从现有成文法律依据还是从法律关系实质分析，均无法得出典当合同为实践合同的结论。因此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合同的观点，是没有对《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彻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