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4年修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1992年6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2004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届第16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含矿泉水、地热水）。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自治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组织实施。
本办法所称取水，是指利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
第六条 桂江、贺江、左江、右江、郁江、红水河、柳江、黔江、浔江、南流江及其他跨设区的市的江河的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编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专业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自治区相关部门意见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由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跨县的江河的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应当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专业规划由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但是，国际边界河流、跨省河流的规划和开发利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自治区水文、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气象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地表水、地下水和空中水的水量、水质及降水、水体污染的监测站网，掌握水位、水量、泥沙、水质、降雨量的变化情况。各监测站网应当按规定及时向自治区水文、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提供监测数据，实行资料共享。
第九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进行多方案的城市供水水源论证，按照先地表水、后地下水的次序，科学确定供水水源，编制两个以上不同供水水源应急供水预案，保障城市供水安全。
第十条 在不通航的河流或者人工水道上修建闸坝后可以通航的，其过船设施按照谁投资建设谁受益的原则进行维护和合理使用。
现有的碍航闸坝，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原建设单位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一条 兴建水工程需要移民的，由建设单位会同当地人民政府编制移民安置规划，与工程设计书同时送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经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实施，在建设阶段完成移民的安置工作。
移民安置应当保证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低于原来水平。所需移民经费列入工程建设投资计划。
第十二条 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兴建治旱集水工程。
第三章 水资源、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
第十三条 自治区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卫生、建设、林业等主管部门制定，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自治区边界地区，需要相邻省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保护水资源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征求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意见，并报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经有管理权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不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工程建设或者生产作业。在工程建设或者生产作业过程中，影响防洪、水文测报、排涝、灌溉、通航、城市供水排水、港务作业、渔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危害水工程设施安全的，建设或者生产单位、个人应当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五条 在江河、湖泊、水库、渠道、运河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编制排污口的设置方案，经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业废水、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应当进行治理，符合国家标准后，方准排放。
向江河、湖泊、水库、渠道、运河等水域排水的，应当符合该水域水功能区划的要求。
禁止向水井、矿坑（井）、溶洞、天窗、落水漏等与地下水勾通的地方排放废水、污水。
第十七条 开采地下水，必须在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实行统一规划，加强监督管理，维持采补平衡。
在地表水源能满足供水需求的地区，限制开采地下水；已经开采的地下水源，作为应急供水水源，未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启用。禁止开采使用受污染的地下水。
第十八条 在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地下水开采易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地区，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或者限制开采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等沿海城市开采使用地下水，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地面沉降和海水入侵。
第十九条 国家所有以及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理以外的新建水工程保护范围的划定，其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保护范围应当设立地界标志，并与主体工程同时验收。
原有水工程保护范围的划定及其所需经费由该工程所属的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二十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禁止毁林、开荒，防止水土流失；经批准的采矿，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体受到污染和破坏。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兴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已建的要限期治理或者搬迁。
第二十一条 水库报废应当依照国家关于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论证、审批等程序后实施。
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水库的用途。
第二十二条 利用水域从事旅游开发的，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划的要求进行，不得降低水域使用功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利用水域从事旅游开发进行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时，不得妨碍其正常的经营活动。
第四章 水资源配置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自治区水资源的宏观调配。自治区的和跨设区的市的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设区的市、县的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经本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跨设区的市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跨县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
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经批准后，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必须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对水量进行调度，取水户和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服从。
第二十五条 跨流域的或者跨设区的市、县的调水，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人民政府意见后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批准。经批准后，有关人民政府必须执行。
第二十六条 取水应当办理取水许可证，按照取水许可规定取水，并缴纳水资源费。但是，以下取水不需要办理取水许可证并免缴纳水资源费：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二）为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等取水，月取水量在100立方米以下取水的；
（三）在城乡供水管网未覆盖的区域，因家庭生活等需要取用地下水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取水妨碍公共利益、环境安全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限制其取水，直至禁止取水。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发放取水许可证的部门应当自收到取水许可证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对急需取水的，应当在十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第二十八条 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分级征收，纳入财政专户，实行预算管理。水资源费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管理工作。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业主应当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建设项目业主在办理取水许可预申请时，应当向受理机关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不需办理取水许可预申请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业主在办理取水许可申请时，应当向受理机关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未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受理机关不得受理取水许可（预）申请。
第五章 节约用水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工作，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节水措施。
农业灌溉应当完善灌溉工程的配套和渠道防渗设施，推广管道输水、喷灌、滴灌、渗灌等节约用水技术，减少耗水量。
城市生活用水应当加强对用水户的节约用水管理，加强供水、用水设施的维护，减少水的漏损量。
工业用水应当采取节水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增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第三十一条 取水应当计量。取水户必须在取水口安装取水计量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取水户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进行监督检查；但监督检查不得收取费用。
取水计量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取水户应当在三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检修或者更换。
无取水计量设施或者取水计量设施运行不正常的，取水量按取水设施最大取水能力计算。
第三十二条 取水户应当于每年年底前向原批准发放取水许可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下年度取水计划，并按经批准的取水量取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取水许可证或者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水事活动签署审查同意意见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用水申请单位或者个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核发取水许可证，故意拖延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水资源费的；
（四）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无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限内对违法行为不作出处理决定的；
（五）放任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在禁止开采区开采地下水的；
（六）拒不执行水量分配方案和水量调度预案的；
（七）拒不服从水量统一调度的；
（八）有调蓄任务的水工程，未按径流调蓄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蓄水、放水，造成损害的；
（九）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水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照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开采地下水的；
（二）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限制开采区开采地下水或者启用作为应急供水水源的地下水的；
（三）未申请下年度取水计划而继续取水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取水计量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应用系统法学看三大诉讼法的
立法失误及修改思路
于洪军
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纳入了五年立法规划。围绕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各诉讼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较新的修改建议。可是，我们很少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根据系统法学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法理学才是真正的法学），应用较新的法理学研究成果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发表他们的意见.
1995年8月，笔者斗胆提出了系统法学理论（以下称系统法学）①。这是主要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作为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种不断运行着的系统中观察和研究法的现象，从而形成的新的法律观、法的基本范畴和原理。相信这些基本范畴和原理能够为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应用系统法学中有关法规则、法、法律、法的功能和法学的研究对象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对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和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过去立法中的失误，提出新的修改思路。
一、立法失误之一：没有形成清晰的法规则概念，致使各诉讼法中的许多“法律规定”已蜕化为道义信条。修改的思路：补足和完善法律规定中所缺少的法规则的要素。
系统法学认为，法是一定社会系统中所有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系统；法规则是规定人（包括法人等组织，下同。）必须做出和不得做出一定的行为、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行为规则；而法律，则是某一类别、某一层次的法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法的子系统。法规则属于行为规则的一种，它与其他行为规则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具有的特殊结构：由三大要素构成。第一大要素是行为标准，即对人必须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的描述；第二大要素是压力，即对行为不符合行为标准的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或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第三大要素是施压者，即对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人。凡是由这三大要素构成的行为规则便是法规则，不管它是否称做“法”、是否成文的；凡是不具有这种特殊结构的行为规则都不是法规则，即使它已经写在了法律文件当中。立法的艺术性，在于所设置的行为标准必须科学、明确、排列组合合理；所设置的各种压力强度，正好与相应的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相抵销，所设置的施压者与可能的违反标准的人相对独立。
用上述法规则的概念来鉴别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各项规定，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有许多重要的规定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或不符合法规则特殊结构的要求。最为普遍的，是诸多的规定，只有行为标准一个要素，没有压力和施压者这两个要素。三大诉讼法的条文中都规定有如何立案、如何审理、如何裁判、如何执行以及审理期限、送达和移送期限、公开审理、合议制、律师参与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等行为标准，《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有如何侦查、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如何审查起诉、律师如何会见被疑人、办案期限及案件移送期限等行为标准。这些行为标准对于保证实体法的实施当然都是非常必要的和重要的，且多数行为标准也很明确。可是，如果办案人员违反了这些行为标准，那要由哪一组织对其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如果一个办案机关办理的案件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违反这些行为标准的，那又要由哪一组织对该机关的负责人施加什么具体的压力呢？查遍中国法律，找不到具体的规定。这样，诉讼法中规定的行为标准不管多么必要和重要，也不管多么明确，都因为不具有法规则的特殊结构，即缺少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而只属于道义信条，不属于法规则。办案人或办案机关违反了甚至是严重违反了这些所谓的“法律规定”，其实并不违反法规则，即并不违法，而只是违反了道义上的规则。作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给了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以按这些规定办案和不按这些规定办案的自由的。
在三大诉讼法施行以来的实践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合议制合而不议、陪审制陪而不审、执行难、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不出庭作证等违反诉讼法规定的情况普遍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有学者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刚修改后，“博得国内外一片赞誉”，“但高兴开场后，就是一桶冷水”，“在实践中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非常可悲的现象”②。通过以上应用系统法学中法规则的概念对我国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鉴别、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可悲现象出现的根源，不在执法，而在立法。我们总在抱怨“重实体、轻程序”，其实正是在程序法的立法中，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法规则的概念，致使程序法中的许多规定蜕化成了道义信条。对社会生活中派生出的如此重要的司法生活、执法生活，只有道义规则的约束，没有法规则的约束，怎能不让人们“轻程序”呢？如果在实体法中，也只规定“不得杀人”、“不得盗窃”、“不得贪污”之类的行为标准，而不规定杀人、盗窃、贪污等违反行为标准的人应由哪些人对其施什么压力，那人们还会“重实体”吗？现在，在有关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中，许多人提出了要求增加律师在场权、沉默权③、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④、公益诉讼等规定的意见，但如果我们这次仍然不能把这些很好的意见表现为法规则，而只表现为道义信条，那修改后的诉讼法还是无法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还会出现第二次先喜后忧的“非常可悲的现象”。
形成了法规则的概念之后，解决上述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在立法上将三大诉讼法中只规定了行为标准的那部分条文，在诉讼法中或其他法律中补足压力和施压者两大要素，使它们符合法规则的特殊结构，成为真正的法规则。具体来说，第一，在《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中的惩戒、任免、辞退、法律责任等章节中，为一般的违反程序方面行为标准的行为人规定一些统一的压力。考虑到程序的重要性，最小的压力应不小于降级处分，比如：审判人员第一次违反程序、结案超期，哪怕只超一天，只要不符合行为标准，承受的压力最低应是降级处分；第二次违反程序，即使是违反其他的程序，如作为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等，也应承受免职的压力。这看似过重的压力，其实是正好能与行为的危害后果相抵销的。第二，对重要的程序，在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办案人员违反规定应受到的压力。比如，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中直接规定，对自诉人的起诉既不开庭审判，又不裁定驳回起诉的责任人，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予以免职；在相关条文中直接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经法庭传唤，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官应对其施加拘传和罚款、拘留的压力。第三，考虑到三大诉讼法是控制执法活动（本文特指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诉讼活动的，它在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位置更为重要，根据我国现行的体制，对法院、检察院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对警察违反程序的人员，施压者应确定为同级检察院。对各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负有责任的负责人，施压者也应确定为同级人大常委会。
此外，三大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还存在着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问题，这也需要在诉讼法的修改中加以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审判长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这里的“辩论终结”，是一证一辩的辩论终结，还是法庭审理的辩论阶段的辩论终结？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底应在一个月内宣判还是一个半月内宣判？这也是明显的行为标准不明确。又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可以裁定先予执行”；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法院对六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类设置法院权力的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还能找出很多。这里的“可以”的标准设定，都是不科学的。“可以”是权力性的规定，这类规则不是为行使权力的人设置的，而是为其他不特定的人设置的，是要求其他不特定的人不得做出干扰权力人行使权力的行为，违反都要受到一定的组织所施加的一定压力的法规则。上述规定法院“可以”做出什么的那类法规则，对法院没有约束，法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但从立法意图上看，这些行为本来就是应当要求法院必须去做的。所以科学地设置这类标准，是规定法院“应当”做出这些行为，而不是“可以”做出这些行为。再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㈠、㈡规定的两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标准过窄：“伪造、毁灭证据”而无需达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阻止证人作证”而无需“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就足以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了。该条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所施加的压力也明显偏低，不足以抵销这些行为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危害后果。对上述这类行为标准不明确、不科学，压力明显偏低的情况，也应在诉讼法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二、立法失误之二：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对诉讼法的立法投入较小。修改的思路：加大修改诉讼法及制定和修改相关法规则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系统法学认为，法的功能是一定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微观上看，人们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处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要么是法所禁止的，要么是法要求必须去做的，其余的，则是法允许人们自由地做或不做的；从宏观上看，所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包括它的形成和存在、发展和变化、进步和倒退，均以法为依据；而其他任何行为规则都不能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依据。执法活动也属于社会活动，任何社会的执法活动也象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法的规定范围之内、依据着法进行的。因此,如果执法活动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那根源一定是它所依据的法存在缺陷,而不是执法人员道德教育欠缺,更不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欠缺。
孟子有句话，叫做“徒法不能以自行”⑤，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法不能自己运行起来”，引用这一名言的言外之意，多数是“再好的法没有人来很好地执行也是没有用的”。这种理解和使用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这里姑且不论，但这种观点却是个很普遍、很流行、很严重，因而对我国的立法影响甚大的认识误区，因为它把执法的人和执法活动当做法的规定范围之外的事情了。法的功能是能够成为“行”的依据，而不是“自行”，法从来就不能“自行”；执法活动看似是让法“行”起来的活动，其实，法并没有“行”，而是执法人员（本文特指司法人员和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在依法而“行”。执法人员的“行”与普通人的“行”没什么两样，都是依法而“行”，并不是超脱于法之外让法“行”起来。执法者对实体法执行得好也罢，执行得不好也罢，都是执法者依法而“行”的结果。例如：执法中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情况的普遍存在，是没有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执行羁押期限、办案期限的法规则，有的是规定在诉讼法当中的这方面的道义信条，执法人员依法而不是依道义信条而“行”，当然会“行”出超期羁押、超期结案普遍存在的结果；占有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根源在于这些人员进入执法岗位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严格的、科学的执法人员遴选的法规则，依据当时的法规则，素质低下的人员是可以进入执法岗位的，“组织人事部门”依据这样的法规则而“行”，当然会“行”出很大比例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进而，这些人又“行”出使许多实体法不能贯彻执行的结果。因此，法不能“自行”的事实，不能成为主张在立法之外解决法的实施问题的根据，却足以引起人们对以往有关法的功能的认识进行必要的反思。
2003年以来法学界讨论较多的司法改革，实质上是以诉讼法为主的一系列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离开这些立法活动，司法改革就无从谈起。三大诉讼法的修改是大面积的和重要的司法改革。修改后的诉讼法颁布施行后，司法活动将依据新的法规则系统（不仅仅是诉讼法）运行，运行得好，便是改革的成功，运行得不好，就是改革的失败。看不到司法活动与法的这种依据与被依据、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企图抛开法、在法之外寻找司法改革之路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制定及《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以及相关的立法活动，未能保证所制定和修改的三大诉讼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严格执行，进而也未能保证有关实体法的严格执行。虽然在制定和修改后不久，有关执法机关（本文特指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甚至立法机关，就做出了或联合做出了比诉讼法条文还要多得多的大量的司法解释或立法解释，但还是在仅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不得不决定对它进行修改了。这与当初立法时对法的功能认识不足、投入太小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当初我们在制定或修改三大诉讼法时，认识到法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从而投入较多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话，许多这次修改中要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就是能够解决的。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例：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行为设置适当的压力，在上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就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对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这一严重的问题，也完全能够在上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提出调查报告和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草案，提出对有关执法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淘汰的临时性法规则草案，通过立法解决。因此，这次对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要对法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唯一依据的功能有充分的认识，然后投入较大的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争取使修改后的诉讼法，能够达到科学、完备、排列组合合理，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必再做大修大改。
三大诉讼法主要是控制执法活动的，但控制执法活动不能仅靠诉讼法，诉讼法只有融入到我国社会的法规则系统的整体——法当中去，才能发挥出它的功效。可是，我国在三大诉讼法制定之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开始颁布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而有关执法人员待遇、淘汰的法规则至今没有制定，已制定的有关执法人员遴选、监督、奖惩、任免的法规则，又未能达到科学、完备和排列组合的合理。这次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如果不同时制定和完善这些相关的法规则，那么即使修改后的三大诉讼法是达到了最优化的，也将无法在实际执法生活中发挥出其应有的最大功效。因此，在此次三大诉讼法修改的同时，完善与执法活动相关的其他法规则的工作也必须同步进行，包括制定执法人员、首先是法官的待遇和淘汰方面的法规则，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完善对法官、检察官、警察的监督、奖惩、任免等方面的法规则，以发挥法在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方面的整体功效。完成这些工作，也需要加大研究资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立法失误之三：对诉讼法学的学科性质认识不足、未能在立法中借重软科学研究。修改思路：组建两个平行的调查、研究机构，集中多学科的研究人才、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方法，起草两套各诉讼法的修改草案，供立法机构选择立法。
系统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法规则和法的规律，二是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规律，三是社会系统运行依据法的规律。法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传统法学中所谓的法学分支学科━━━━━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其实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人类应用法学与其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实行控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个不同学科，它们是法学与其他科学的边缘学科，是以控制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诉讼法学实际上是以控制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审判学、证据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其他“社会控制学”分支学科等相交叉、相溶合的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立法过程是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对社会系统实行控制，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这种控制需要应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认识已经深化。对执法活动和诉讼活动实行控制，是对整个社会系统实行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需要对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及相关的社会系统有一个深化的认识。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任务当然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我国社会系统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现状到底如何？我们要设置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应采取什么方式、用多长时间，使社会的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从现在的模式过渡到目标模式？应对哪些行为设置行为标准、压力和施压者？对某种违反行为标准的行为应设置哪种压力和多大的压力？对某一压力施加之后的社会效果如何进行预测和评估？某一压力应由哪一机关施加？这些都是需要在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又需要借助于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社会系统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的经验教训。这些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理论研究、提出法律草案的任务，任何单一学科的专家甚或单一学科的研究群体，都是无法胜任。
新兴科学的劲旅━━━━━━软科学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和控制社会系统,包括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这种庞然大物的大门。软科学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各环节的协调发展提供最优化的方案和决策的科学。因此，要想真正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必须要有以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为目的的软科学研究的加盟，以集中多学科的精兵强将，用群体的智慧，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达到现有条件下的诉讼立法的最高水平。
在三大诉讼法以往的立法活动中，人们没有认识到诉讼法学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边缘学科、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因而从未借重软科学研究，即由多学科的专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草案，而总是由各诉讼法学方面的专家组织人员、征求各诉讼法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提出修改草案。如有报导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就是“陈光中教授于1993年接受人大法工委的委托，亲自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学者，进行国内外的调查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奋斗，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加以论证。该建议稿共三编329条，连同论证的内容达35万字。该稿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后，65%的条文为1996年新修正的刑诉法所吸收。鉴于本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在国家立法中的作用，该书获北京市社科基金特别奖和教育部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⑥我丝毫不否认陈教授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但是，如果有各相关学科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及法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到他所“带领”的人员当中，有意识地遵循软科学的研究规律进行“奋斗”，是不是更符合《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客观要求呢？
应用系统法学，我们已经知道，诉讼法学并不是法学的分支学科，而是“社会控制学”的分支学科，是各相关学科的的边缘学科；认识和控制执法活动、诉讼活动需要进行软科学研究。据此，笔者试对此次各个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设想，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㈠制定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组建调查、研究、起草三大诉讼法的临时机构（以下简称研究机构）的方案。该方案应包括：研究人员的公开招聘程序；研究人员的较高待遇（月薪应不低于15000元）；研究人员的构成（应包括三大诉讼法学专家和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某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科学等学科的具有T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的义务（包括终止一切其他职务活动、赢利活动、不得接受执法机关给予的利益、终身不得在执法机关工作等。）；研究机构的设置（应设立两个平行的、人员构成相同的机构）、研究机构总负责人的产生程序，及其他与机构组建有关的内容。
㈡提出研究经费的预算，对研究经费的使用进行财会控制和审计监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国家财政局提出研究经费预算报告，经审批后，再公开聘任财会人员管理经费，委托审计师对经费的使用实行审计监督。
㈢组建研究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研究机构的组建方案，将招聘的研究人员平分为两组，分别组建两个平行的、相同的研究机构，各研究机构内部的研究人员再通过竞选产生总负责人。由总负责人聘任各调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总负责人与项目负责人组成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分配、调动研究人员，公开聘任一般工作人员。
㈣制定调查研究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小组会议，分别制定各自的调查、研究的计划、工作方式和任务，包括确定调查、研究项目、课题、时间表、工作会议的召开等内容，这方面可以吸收和借鉴国外某些软科学研究组织的经验，从国外软科学研究机构聘请顾问。
㈤形成修改草案和意见并征求意见。各研究机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按计划同时形成本机构的诉讼法修改草案和详尽的论证意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通过电视向全社会公民进行宣讲，并应互相辩论，广泛征求意见。
㈥完善修改草案和意见。各研究机构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后，对各自提出的修改草案和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最后的修改草案和论证意见。
㈦选择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两个修改草案中选取一个作为蓝本，吸收另一个草案中的部分内容，形成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的诉讼法修正案。在此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可从各研究机构中选聘研究人员;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应当应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提供咨询。
㈧进入立法程序。由人大常委会按《立法法》规定程序将修正案提交人大代表大会审议，进行立法。
两个研究机构，应按计划同时或相继分别进行各个诉讼法的调查、研究、提出草案和意见的工作，并应提出其他与各诉讼法相关法律的草案或修改草案及意见。
尽管系统法学提出后没有引起法学界的注意，但是，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用现有的法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进行分析，总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各种合同的起草中，为收到较好的效果，笔者应用系统法学设置合同条款，效果也很理想，而且屡试不爽。本文提出的应用系统法学所看到的三大诉讼法的立法失误，实际上是我国许多立法中带有共性的问题；所提出的修改思路，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的立法当中。笔者当然希望这种分析能够有助于我国立法水平的提高，但更希望能够听到法理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实际法律工作的人士，对系统法学及应用系统法学对立法的这种分析提出的质疑，以使系统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得到检验。
注释：
①见《系统法学大纲》 北大法律信息网 论文论著栏目。
②见《铸鼎余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实录——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瞻大型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2日。
③见陈光中、宋英辉：《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思考》 检察日报正义网 2003年11月07日。
④见李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http://www.dffy.com 2004-10-17。
⑤见《孟子·离娄上》第一章。
⑥见《陈光中简介》 中国诉讼法律网。
最新参考文献：
1．《2004年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陈卫东 刘计划 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学者论坛。
2．《2005全国诉讼法年会》 作者：李富成 清风檐法律网>>理论实践>>诉讼实践。
3．《技术推进与诉讼观念变革 ——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王新清 李蓉 刑辩网首页 >刑辨理论>刑辩理论 。
4．《社科新闻在线期刊学术会议科研资源社科名家高校巡礼社科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 科研资源_获奖成果简介 - Sinoss.com。
5．《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 作者：蒋安杰 孙长永 李佑标 叶自强 张榕 李季 羊琴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2004-2-13 。
6．《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 作者：李元起 柳建龙 老行者之家网—老行者论坛 更新时间：200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