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1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６日石家庄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修改决定：
一、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违反第八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其火葬，拒不执行的，由县以上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强行起尸火化，费用由丧主负担，并对丧主处以５００元罚款”修改为：“违反第八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其火葬，拒不执行的，由县以上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强制执行，费用由丧主负担。”
二、删去第二十八条，即“违反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处以５００元罚款。”
三、第二十九条“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地貌，并处以２００元罚款”修改为：“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恢复地貌。”
四、修改后的各条序号依次作相应调整。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修正）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４日石家庄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６日石家庄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行殡葬活动、从事殡葬服务和殡葬管理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推行火葬的具体规划，将殡葬设施建设列入城乡建设发展计划，使殡葬管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四条 各级民政部门是殡葬管理的主管部门，也可以委托殡葬管理机构负责殡葬活动的管理。
公安、工商、物价、土地、卫生、民族宗教、市容环卫等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按各自的职责对殡葬活动和殡葬服务行为实施管理。
第五条 殡葬管理应当推行火葬，改革土葬，革除丧葬陋习，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禁止大操大办。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丧事服务组织，教育、帮助、监督公民文明节俭办理丧事。
第六条 不能通行汽车或者距殡仪馆５０公里以外的偏僻深山区，为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其它区域为火葬区域。
第七条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少数民族的殡葬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为少数民族改革丧葬习俗提供支持和便利。
第二章 火葬管理
第八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的公民死亡后，除国家规定可以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外，必须实行火葬。
第九条 公民正常死亡的遗体应当自死亡之日起７日内实施火化。
公民因患烈性传染病死亡的，死者亲属或者死者所在单位及医疗机构应当即时向殡葬管理机构和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并在２４小时内实施火化。
遗体火化时，丧主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出具死亡证明。
第十条 公民非正常死亡需要尸检的，应由县级以上司法机关进行尸检并出具准予火化证明，自出具准予火化证明之日起７日内实施火化。
确需暂时保留遗体的，应由县级以上司法机关出具暂时保留遗体证明，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６个月。
特殊情况需延期保留的，由市级以上司法机关批准，并出具延期保留遗体证明。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１２个月，逾期由殡葬管理机构予以火化。
第十一条 运送遗体应当使用殡葬服务机构的专用车。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可以使用其它车辆，但运尸后应经殡葬服务机构消毒处理。
禁止殡葬服务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运尸业务。
第十二条 公民异地死亡的，遗体应当就地火化。因特殊情况确需运出的，必须经遗体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并出具《尸体准运证》。
第十三条 死者骨灰盒应当存入骨灰堂、埋入骨灰公墓或者深埋。
禁止在公墓外堆坟、树碑。
第十四条 火葬区域内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应在当地民政部门和民族宗教部门共同指定的地点深埋。
第三章 土葬管理
第十五条 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由县（市）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市民政部门审核、市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行。
第十六条 暂时实行土葬区域内的公民或少数民族公民死亡后自愿实行火葬的，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十七条 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禁止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
第十八条 禁止在耕地、林地，名胜古迹区、文物保护区、风景区、水源和水库保护区，河流堤坝和铁路、公路两侧设置墓地。
前款所列的禁葬区域内，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墓和经县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知名人士墓、华侨祖墓和具有历史、艺术、科学考察价值的古墓外，现有的坟墓，应当予以平毁或迁移。
第四章 殡葬设施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按规划建设殡仪馆和公墓、骨灰堂 殡葬设施，并将殡葬设施的迁建、扩建、改建和殡葬服务设施的更新改造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
殡葬设施的收费标准，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的村庄可建立公益性骨灰堂，暂时实行土葬的区域内的村庄可建立公益性遗体公墓。公益性骨灰堂、遗体公墓应当建立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宜耕种的土地上。
建立公益性骨灰堂和遗体公墓，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经乡（镇）人民政府核准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并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兴建和管理。
城市市区内的村庄，不得新建骨灰堂和公墓。
第二十二条 实行火葬区域内医疗单位所属的太平间由当地殡葬管理机构管理。
第五章 殡葬用品和丧事活动管理
第二十三条 生产、销售丧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持证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锡箔、冥钞、纸钱、纸扎等封建迷信丧葬用品。
实行火葬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棺木及为土葬服务的丧葬用品。
第二十五条 举办丧事时禁止下列行为：
（一）结阴亲、做道场、请巫婆神汉等封建迷信活动；
（二）在城市市区的非专用殡仪活动场所摆放花圈、花篮；
（三）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殡葬服务机构应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殡葬服务人员不得刁难丧主，不得指定丧主选用殡葬服务用品、项目或索取馈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第八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责令其火葬，拒不执行的，由县以上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强制执行，费用由丧主负担。
死者系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除按上款规定处理外，所在单位不得支付丧葬费和因丧事造成的困难补助费。
第二十八条 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恢复地貌。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建立骨灰堂和公墓的，由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地貌，并对责任者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殡葬管理和服务人员弄虚作假、刁难丧主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敲诈勒索、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士的殡葬活动，按国家有关规定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一、思想的变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几千年的儒、法两家刑事法律观，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和执行，我国社会所经历的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不同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诉讼法律观，因为一定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观必然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形态。这正是我国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以后，人们感到步履维艰的原因。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辩护律师参与诉讼难、证人作证、出庭难等等问题仍然困绕着我们。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一项先进的司法制度的贯彻实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法律观的转变问题，这种转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发展过程。
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特别是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苏联式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法律仅仅当作是把持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在这种国家主义法律观的指导和统治下，作为比较敏感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执法，无不以国家本位为主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把刑事诉讼法定位于“打击敌人”、“镇压反革命”的工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国家本位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在刑事诉讼领域里，特别是在执法的环节中，重国家轻个人，重打击轻保护，重控告轻辩护，重实体轻程序等等，其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本位。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以往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登上了中国刑事诉讼的舞台。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
无罪推定是西方国家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法原则。它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相配合，成为西方国家刑事法律的基础。无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确立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颁布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９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判为犯罪者之前，均应假定为无罪。”此后，这一原则又在许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得到确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以及司法机关发布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这一原则的部分内容。在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提出，应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设无罪推定原则。关于如何表述，一种观点主张采纳多数国际公约的规定，将这一原则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应当假定为无罪的人。”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表述为：“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应当视为罪犯。”还有个别学者和专家以无罪推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以及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尽管各国宪法、法律及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各不相同，但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却是举世公认的。无罪推定不是对被告人作出的无罪判定或终结性结论，而是对他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的保护性假定；它要求控诉方以对被告人无罪这一推定作出反证的方式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责任，并要求这种证明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拥有一系列与指控方对抗所必须的程序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为被追诉者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定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碍。正因为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修正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吸收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１）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１２条），即明确被追诉者在判决前不是有罪的人。（２）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人在法庭调查中有义务向法庭提出控诉证据，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３）规定被追诉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时，要作出无罪的处理。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和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四、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
刑诉法第１２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我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３条，第１３９条和第１５５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１２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１４２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主观臆断和感情用事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重大意义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决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现代文明国家司法程序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倾向和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从而自觉地以辩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为指导，切实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我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