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
（2002年9月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87号公布，根据2012年5月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0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征管暂行规定〉等23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处理和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的认定和处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超过规定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或者虽已动工开发建设但投资额或者开发建设总面
积等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建设用地。
第四条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闲置土地的认定及处置工作。
各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市区范围内闲置土地的处理工作。
计划、规划、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闲置土地处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定期对闲置土地的情况进行清查、登记。对闲置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举报。经认定为闲置土地的，市、县（市）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将土地闲置的情况进行公布。
第二章 闲置土地的认定
第六条 认定和处置闲置土地以宗地为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闲置土地:
（一）未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同意，超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或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未动工开发建设的;
（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未约定或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未规定动工开发日期的，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生效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开发建设的;
（三）已动工开发建设，但开发建设的面积不足应开发建设总面积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不足总投资额25%，且未经批准中止开发建设连续满1年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动工开发建设是指已领取施工许可证，并进场施工。
第七条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或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规定分期开发的，按分期开发范围核定闲置土地面积。
第八条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或由于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建设迟延而闲置土地的，顺延计算动工开发建设日期。
第九条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认定闲置土地时，土地使用者应当将闲置土地的范围、面积、闲置的时间和原因以及闲置土地审批、抵押等有关资料，如实向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提供，并接受调查。
第三章 闲置土地的处置
第十条 闲置土地从被认定之日起，土地使用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向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闲置费。
第十一条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认定的闲置土地，应当将认定的事实、依据通知土地使用者，闲置土地依法设有抵押权的，还应通知抵押权人。通知后，市、县（市）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拟定该宗土地的处置方案。处置方案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处置方案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政府收购进行土地储备;
（二）延长开发建设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1年;
（三）改变土地用途，办理有关手续后继续开发建设。
第十二条 自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批准之日起满3个月，土地使用者仍未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十三条 土地闲置满2年的，除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经原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十四条 土地闲置满2年，具备下列条件的，经原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开发建设时间，并限期动工开发建设，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已按出让合同全额或者部分支付出让金，开发建设前期工作准备就绪，资金落实，已基本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的;
（二）经批准征用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和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已经完成征地补偿安置，或者完成房屋拆迁工作量三分之一以上，资金落实，基本具备动工开发建设
条件的。
期限届满仍未动工开发建设的，按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第十五条 收回闲置土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立案，调查取证，认定事实。
（二）告知当事人作出收回闲置土地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闲置土地依法设有抵押权的，还应告知抵押权人。
（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举行听证。
（四）拟定收回闲置土地决定报原批准具体建设项目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五）将收回闲置土地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同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六）撤销《建设用地批准书》或者终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注销土地登记和土地证书，同时通知计划、规划、建设等部门撤销相关批准文件。
（七）向社会公告。
第十六条 被收回闲置土地的土地使用者，应当自收回闲置土地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交回土地使用证书。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不交
回土地使用证书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后直接注销土地登记和土地使用证书。
第十七条 因处置闲置土地而致土地权属、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土地使用者应在15日内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通知计划、规划、建设等部门撤销或变
更相关批准文件。土地使用者逾期不办理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直接予以变更。
第十八条 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重新明确用途、设定使用条件、确定供地方式，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九条 建设用地能够使用收回的闲置土地的，应当使用闲置土地，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其占用农用地。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造成土地闲置的，土地使用者应按规定缴纳土地闲置费。拒缴土地闲置费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妨碍土地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土地管理工作人员在闲置土地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涉及萧山、余杭两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职权的，按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
高军
从网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们都读过或熟知传统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里的故事。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案件本身，对此类案件来说，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带给笔者诸多思考。
１、民意与法院判决。
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网友的评论，吃惊的是竟然所有的评论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对为富不仁者表现出强烈的义愤甚至仇恨。不能认为网上的这三百多条的评论就一定代表了民意，因为能够上网发表评论的人可能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一类人，但也不能说他们不能代表民意，我想能够上网并发表评论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是具备一定文化、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就连这些人都会一致地持这样的看法，更何况对那些更多的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凭朴素的自然情感来判断善恶是非的普通民众了。于是有这样一个疑问：法院判决是否应尊重民意？
试想一下：如果王斌余案由陪审团参与审判（众所周知，陪审团成员都是些普通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凭直觉、自然的情感来为被告定是否有罪），那么案件的审判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们都知道判决不能为民意所左右，因为所谓民意仅仅只是一个主观的、易生歧义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民意杀人的教训也是不绝于书的。但如果法院的一项判决过分地违反了民意，违反了民众的自然的情感，这样的判决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２、刑罚的威吓功能的反思。
历史上西方功利主义法学从理性人快乐和痛苦相权衡的角度分析犯罪，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为制止犯罪，必须使得犯罪所受到的惩罚而给犯罪人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从犯罪中得到的快乐时其才会放弃犯罪，亦即强调了刑罚的威吓的功能。对于刑罚的威吓的功能，我们的刑法教课书上强调的较多，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以及现实中的司法和社会的实践中，它一直也是被奉为圭臬的，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严打政策”。
但刑罚真有那么大的作用么？举王斌余案来分析：不可否认，王斌余被判了死刑，假如最终被执行了死刑（当然，只是假设，他还有上诉的机会，但据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可能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中会受到一定的教育，即不能杀人，杀人者偿命。但问题是，会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案子，相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更多的人不能从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教育”。另外，杀人偿命是一则古老的自然法则，民众凭简单的常识和自然的情感都知晓的。王斌余为什么杀人，不是他没有法制观念，请注意，他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另外，他也不是在寻求私力救济时一开始就使用暴力的，是他在被污蔑、被殴打后冲动而采取暴力的。
《水浒传》中的那些好汉们其实都是些刑事犯，其行为基本上均构成了犯罪，可为什么民众却对他们的行为津津乐道并将之誉为英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笔者认为，从报道的案情看，王斌余有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自首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是初犯、是激于义愤而犯罪，他应该为他的冲动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不是必须是生命的代价呢？从案中可以看出他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有改造好的可能，从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来看，判死刑，不如判死缓或者无期。当然，按照刑期法的明文的规定，判其死刑是合法的，而且，仅从四条命以及另外一个人的重伤与一条命相比的角度来看，判其死刑也是合情的。但还是上面的那个问题：判了他死刑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会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么？讲到判其死刑的教育意义，笔者到有一点担心：如果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穷尽了在他看来可能的公力救济手段后仍不能获得正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怒而杀人，然后不是去自首而是逃之夭夭，或者是把事情搞得更大。相信笔者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在网上发表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他的自首表示了惋惜，说他太天真、太傻。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刑罚的“教育意义”不但会落空，甚至反而会起到更坏的作用。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死死地抱着刑罚的威吓功能不放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３、正义的获得也不可让当事人付出过于大的代价——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王斌余不是不相信法律，而是在寻求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在他看来“此路不通”后而采取私力救济的。这说明，我们惯常的“送法下乡”、“普法教育”向民众所灌输的要相信法律、法律会主持公道的这类教育对民众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为什么一个相信法律的人最终会选择采取杀人这样的极端的途径呢？这应引起我们的思考。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个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
本案中，王斌余首先想到的是找劳动局调处。关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劳动者来说，与资方相比，其实力过于弱小，乃至悬殊，故现代世界各国，无不抛弃近代民法形式平等之原则，转而按实质平等的精神，在立法上无不倾向于从实质上保护劳动之权益，故有劳动法之诞生。从劳动法的诞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其立法精神必须是人道的、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之权益。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劳动法在这方面尚存诸多缺陷，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
对于现行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因为是由行政部门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产生合理的疑问。事实上，在劳动仲裁中资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压倒劳动者一方的优势。劳动者申请仲裁，必须要交纳仲裁费，而且必须在申请仲裁期限内提出（其期限过短，与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对裁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废除这一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设立劳动庭，采取“特别的简易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减轻劳动者为解决纠纷获取正义的成本付出呢？
对法院的诉讼程序也一样，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６个月期限、简易程序３个月期限，然后是诉讼费、申请执行费，想通过诉讼来获取正义，当事人的付出不可谓不大。众所周知，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交税作为购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法院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人民已经交了税，法官亦是人民养活的，为什么人民有纠纷时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还要交费呢，适当地交纳些案卷的装订工本费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采取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一定的比例的标准来收取呢？常识告诉我们：标的额大的案件不一定复杂，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标的额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简单，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按照案件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的合理解释何在？
笔者认为，诉讼当然要付出成本，但对民众而言，过于昂贵的诉讼成本只能使人们在法院门前却步，西谚亦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另外，只有尽量早一点终止在某一点上才会有正义（无休止的再审与正义的要求不符）。为此，我们的司法实有通过改革以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负担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公平优先——当代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发展生产力、尽量快地增长GDP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经济、社会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即效率放在第一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社会各阶层所享有，先富起来的越来越富，社会贫富悬殊已接近危险水平，我国已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冲突的极端的表现。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深刻的意义的。
笔者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一个流氓无产者占多数的社会里是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的。因此，通过法律调节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通过对富人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收来发展社会福利，使得富人不可过富、穷人至少能活下去，并着力培育社会中产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
不要期望富人会发善心自觉地把金钱捐出来给穷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酱主义精神》中描绘了“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的资产阶级清教徒的形象，基督教新教的“把金币投到募捐箱中听到叮铛一声的时候灵魂就升到了天堂”新教的伦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代西方社会，真正能促使富人善行的是法律，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以及财富的社会责任观尚未形成的现阶段，让富人主动捐钱搞公益的任何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从希望工程以及“非典”期间中国富人们的表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只有法律才能胜任财富第二次分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本文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