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试点企业劳动工资劳动用工暂行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试点企业劳动工资劳动用工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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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步伐，规范试点企业的劳动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试点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用工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企业内部打破干部与工人的界线，取消职工中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和行政级别，统称企业员工。企业全体员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第三条 企业在条件公开、平等竞争、双向选择的原则下，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和本企业规章自主决定录用员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个别特殊人才招收，可以不受城乡限制。企业应按规定为新招收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等必要的手续。
第四条 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特点，遵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与职工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于30日内到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合同鉴证手续，核发《劳动手册》。
第五条 企业员工在本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或距退休年龄在10年以内的，经考核基本合格的应优先安排上岗，考核不合格的，应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职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六条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经济性裁减人员。被裁减的人员，可依据企业开具的名单和有关证明到当地劳动部门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各地劳动部门应认真接收被裁减人员，并运用失业保险基金保障其基本生活，提供职业介绍、转业训练、生产自救等
再就业服务。
企业从裁减人员之日起，6个月内需录用人员时，必须优先录用原被裁减的人员。
第七条 企业员工应通过平等竞争、择优上岗、薪随岗变。对考试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要撤离岗位，进行转岗训练，训练考试合格的可重新安排上岗，考试不合格的另行安排或待岗，逐步形成上岗靠竞争，报酬靠贡献的竞争机制。
第八条 企业可在劳动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建立集体协商制度，按照国家的《集体合同规定》，由工会或职工代表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职工个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集体合同签订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义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第九条 企业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企业规章解除、中止劳动合同，辞退和开除职工。
第十条 企业应允许不愿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在一定期限内离开企业自谋生计或自行联系调（转）出本企业。对既不愿签订劳动合同，又不愿辞职或调（转）出本企业的职工，企业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予以除名。
第十一条 企业应按国家或地方有关部门发布的劳动定额定员标准，结合本企业的实际，制订先进合理的定额定员标准。企业有权自主决定内部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备，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的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的要求。
第十二条 企业在“两低于”的前提下，依法自主确定本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分配方式。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民主分配程序，凡涉及职工工资、福利等事宜，应事先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企业的工资分配应接受劳动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企业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工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劳动部、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工资管理规定》（劳部发〔1994〕497号）执行。
未实行公司制的，盈利企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按“两低于”的原则确定年度的工资总额增长率，也可以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指标挂钩办法；亏损企业均实行工资总额与减亏指标挂钩办法。在工效挂钩工作中要加强企业间的横向比较，严格核定挂钩基
数，并按“两低于”的原则确定浮动比例；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清算应提工资，杜绝挂上不挂下的现象。
第十四条 企业员工工资受《湖南省最低工资规定》的保护，经营者逐步试行年薪制，经营者年薪与职工工资收入分离，与企业生产经营成果（主要依据利润或减亏指标）、责任、风险和资产保值增值相联系。
实行公司制的企业，经营者年薪由企业董事会确定报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董事、监事的报酬和兼职董事、监事的津贴由股东会决定（国有独资公司由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决定）。
未实行公司制的企业，经营者年薪由劳动行政部门会同经贸、财政部门确定。
第十五条 企业在全面进行岗位劳动评价和职工劳动贡献考核的基础上，建立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岗位技能工资制或其他内部分配制度，依据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和劳动贡献确定企业内部各类人员工资水平和工资关系，合理拉开工资差距，充分发挥工资的激
励机制。企业要合理调整职工工资收入结构，实行收入工资化、货币化。
第十六条 企业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并严格执行支付制度，规范工资支付行为，并把对职工个人的工资收入支付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义务相结合，严格代扣代缴职工和经营者个人所得税。
第十七条 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国有企业安置富余职工规定》和省有关企业富余职工安置政策。目前，企业要通过发展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行厂内退养、厂内待业、鼓励自谋职业等多种形式分流富余人员。确实难以安置的，允许分流到社会再就业。要发
挥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的积极性，积极探索富余人员由企业安置为主逐步过渡到由社会安置为主的途径。
第十八条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支持、鼓励企业做好安置富余职工的工作，为企业安置富余职工提供条件。各级劳动部门要对因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或被推向社会待业的富余职工，及时按规定办理待业登记和发放失业救济金，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再就业创造条件。有关部门在
场地、资金、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税务、工商、城建等部门，要落实安置富余职工的优惠政策，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九条 企业对富余职工进行转岗培训、发展第三产业和开展多种经营等所需经费，由企业自行解决。对确需资金扶持的，经劳动部门核准，可借给一定的生产自救金，必要时可运用适量资金作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贴息。
第二十条 企业必须根据全省统一的规定参加职工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还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情况，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劳动法制的宣传教育，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自觉接受劳动监察，提供真实情况，认真执行劳动监察机构的处理决定。企业制定的有关劳动管理的规章制度，应抄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和引导企业落实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自主权，对阻碍和刁难企业依法行使自主权的部门和单位要给予批评。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劳动监察工作和完善劳动争议仲裁，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不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金等违反劳动法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担负监督落实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自主权的日常工作，各地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应及时上报劳动部门。
1996年3月4日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5、赔偿难以到位
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一般都不予处理，这也导致虽然有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公权力阻止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最终仍旧很难获得赔偿。如江西省某青年男子刘某因醉酒驾驶将被害人罗某撞成重伤，伤残六级，案发后被告人逃逸被网上通缉。青罗某的家境十分贫寒，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希望能够申请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用以支付治疗罗某的费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某些规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同意。等到某某被逮捕归案之后，法院判处他 3年的有期徒刑，并赔偿罗某医疗等相关费用将近10 万元。但是在刘某外逃期间，刘某的亲属早就将家中值钱的财产以各种形式变卖了，等到法院执行庭去执行的时候，刘某家中没有任何钱了。被害人的权益因此还是难以实现。实务中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当事人上访、闹访甚至扬言要报复被告人家属、报复社会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价值探析
1、是平衡诉讼利益，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公平正义观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法制上的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由此深入发展下去就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取，不能有先后之别。”刑事受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2、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在运作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使正义的天平维持在平衡状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气氛的培养。犯罪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好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表明，只有国家较好的实现了及时追究犯罪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实现案件的圆满解决。这其中的被害人的权益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忽略的，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资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导致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以暴制暴的报复性事件的发生。
3、是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提高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增强内部科学性的需要。只有切实、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才能达到维护其实体性权利的目的。从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适应的原理出发，我国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加强和完善。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完善路径
1、严格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参与诉讼权利
对于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告知被害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拥有出庭权，法院有将出庭时间及地点明确传达给被害人的义务；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席位，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拥有与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法院、检察院有相互配合的职责和义务，以保障被害人能及时参与诉讼并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2、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
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