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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应强化对上市公司财务的规制
（ 王政 律师）

2006年7月15日，由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起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财会[2006]11号），研究制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2007年3月2日，该委员会草拟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无疑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举措。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内控机制”。股市是一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对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无疑是重中之重。目前查处的有关上市公司违法案件中，基本都涉及上市公司造假帐、任意修改财务报表等严重违反《证券法》和《会计法》的方式。诚然，对明目张胆地进行财务造假行为，一旦被监管部门发现查处，上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员是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然而，对上市公司采取一些貌似合法而实则与财务造假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制造利润陷阱”）是否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呢？《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是否应重点关注一下对此类行为的控制呢？

我们在从事公司证券方面的法律业务时，经常发现一些“聪明”的职业经理（包括个别的从事财务会计或审计的中介机构）在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控制或授意下，甚至还存在个别人员同炒作该股的庄家相互勾结的情况下，经常利用政策或法律的漏洞，挖空心思地来制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财务报表。这样，既可以达到欺骗投资者的目的，又很容易向监管部门作出所谓的“合理”解释，真可谓一举多得！如此做法，怎么讲都应被称之为“高明”之手法。

我们对目前上市公司制造利润陷阱的做法，大致做了如下归类，希望《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研究和制定者密切予以重视，也希望广大股民投资者在观看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时对此类上市公司的利润报表应进行充分的分析。

第一种手法是：从 “待摊费用”上做文章，即将公司巨额费用先挂在“待摊费用”科目，推迟费用入帐时间以降低本期成本，然后再设法通过其他途径悄悄地消化该笔费用。如某上市公司在中报中将巨额广告费用列入长期待摊费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其每股收益，利于实现公司高价配股的目的。然后通过挂帐处理、让这笔广告费用在控股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进行任意分配、调整，在公司配股完成后，再使其恢复本来面貌，结果造成公司的每股收益大大降低，甚至很快由赢利转为亏损，从而引发公司股价大跌，坑害广大股民。

第二种手法是：利用关联交易，调整“其他业务收入”项目，或以其他单位愿意承担某项费用的方式减少公司本年度费用，从而增加公司利润。这种手法还包括向关联方出让、出租资产或替关联方托管资产来增加收益。这实际上变相地将他人的收益变为自己的收益。不过，投资者需要当心的是，通过调整“其他业务收入”这样的方式来包装起来的业绩是不会维持长久的。

第三种手法是：虚报销售收入，即为了突击达到一定的利润总额，如扭亏或达到净资产收益率及格线，公司会在报告日前做一笔假销售，再于报告发送日后退货，从而虚增本期利润。尽管这种通过“假销售”“、销售退回”等“偷天换日”似的手段达到虚增利润的方式可能从形式上与相关《财务会计准则》不相违背，而且可能会做的天衣无缝，但是，从行为者的动机或目的来看，明显具有欺诈性。对这样的公司，因其管理层欠缺起码的诚信基础，广大投资者务必要提高警惕。

第四种手法是：利用“应收帐款”和“坏帐准备”，即上市公司向关联企业收回应收帐款，同时以对该单位短期融资的方式又把此笔金额从帐面上划给对方，给人造成关联企业占用应收款减少的假象，同时也借机少提本期应提的坏帐准备，降低费用支出。对资金长期被控股股东占用的公司而言，运用这种“来回倒帐”、少提坏帐准备的手法来虚构公司业绩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也是令上市公司监管部门难以控制的事情。

第五种手法是：在企业重组和并购中玩花样，即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资产置换、固定资产盘盈，资产评估增值，资产或股权溢价转让，都可以轻易地增加利润总额。

以上五种手法是我们经常碰到且为上市公司惯用的制造利润手法，这些手法高明就高明在不是通过做假帐的方式玩出来的，从表面看是在相关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本年利润的调整，从形式上，似乎既不违反《证券法》，也不违反《会计法》或相关会计政策，但其在实质上同样是在为上市企业包装业绩、制造利润陷阱，对投资股民同样具有欺骗性。对此，《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似乎不应无所作为？至于如何作为，还希望广大财务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及广大社会公众一起献计献策。我们共同的目标是，通过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使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真正建立在“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制度的漏洞或缺陷为股民预设陷阱。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2007-4-11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养儿女小和儿女养父母老既是父母子女之间感情亲近的象征，又是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对等的表现。然而，随着国家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一些夫妻在老龄后拥有一份稳定地退休工资，加之，父母为儿女“操心”的惯性，父母不但不需要儿女的养活，而且常常替儿女照顾孩子和补贴家用，夫妻相濡以沫的度过后半生。但是，当夫妻单方（多为男方）拥有退休金时，拥有退休金的一方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考虑与自己的老伴分居异财，2012年南郑法院南海法庭审结的112件民事案件中，两起扶养费纠纷便是例证，原告起诉自己配偶的原因为自己患有疾病且被儿女怂恿，被告在应诉后，通常会以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而抗辩原告的给付扶养费请求。同时，法庭审结的112件民事案件中，有一起赡养纠纷，儿女以父亲有2400元退休工资为由拒绝给付父亲赡养费和以父亲有扶养母亲的义务为由减半给付母亲赡养费。虽然孝敬父母和相濡以沫是一种令人向往和受人称赞的道德肯定，但是这种理想的道德标准并不能规制生活现实，下文笔者就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碰撞进行论述，并就义务的协调提出个人见解。

　　一、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冲突

　　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该条不仅将夫妻间相濡以沫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而且符合我国国情的付给抚养费明确为扶养义务履行的表现形式。在农村社会中，当夫妻迈入60岁时，大多数夫妻没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他们靠着自己继续务农和子女给付赡养费生活，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除离婚外夫妻不至于对簿公堂；若夫妻均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那么，生活过的很小康；若只要夫妻一方拥有稳定可观的退休收入，一方（通常为男性）在私心杂欲的影响下很可能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争议，相互间的不待见会使有收入的一方主动与另一方别居异财，此时，另一方还可依靠儿女生活，当其生活出现困难情形时，其会向配偶主张给付扶养费，而且，这种给付之诉常常伴随着儿女出于各种考虑的怂恿，例如：自己负担不了母亲的医疗花费、父亲有外遇、怂恿母亲问父亲要钱给自己用等等。

　　《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该条不仅将我国自古以来代际传承的传统美德予以立法肯定，而且明确的规定了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应当主动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当父母在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可以要求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戚圈正在逐步缩小。家庭结构从几世同堂型向一对夫妻型快速转变，父母子女相互的期待降低从而选择责、权、利相对独立的分家，分家析产案件是乡村人民法庭的案源。“养老保障”失去了传统性的依靠，出现了老人为不拖累儿女或者传递儿女不孝的信息而自杀的极端现象，而“不走极端”的老人在生活无着落时就会要求儿女的赡养，赡养案件是乡村人民法庭的案源。然而，当父母一方拥有退休工资而另一方没有退休工资时，子女会以父母有相互扶养义务来抗辩之。

　　扶养义务和赡养均为法定义务，如夫妻间相濡以沫或子女们孝敬父母，两种义务因权利人不愿或者不能主张而很难冲突，但是，理想的生活图景难以替代现实的生活样态，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会发生冲突，但是，其冲突发生是有条件的：

　　1、夫妻一方拥有稳定可观的收入（通常为退休工资），夫妻另一方没有稳定可观的收入。如果夫妻一方没有稳定可观的收入，那么，作为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时，子女不能援引《婚姻法》第20条对其请求进行抗辩。

　　2、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夫妻间的扶养义务是没有条件限制的，只要另一方需要扶养，一方就应该付给扶养费；而法律支持父母请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前提是父母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因此，扶养义务与赡养义务与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时产生冲突。

　　3、夫妻另一方的意志与夫妻一方或者子女的意愿不一致。从逻辑上推理，夫妻另一方的意志可能既与自己配偶的意愿不一致，又子女的意愿不一致，但是，实践中，夫妻另一方通常依附于子女或者自己配偶的意愿，因为，既然夫妻另一方生活困难或者无劳动能力，那么，她的实际诉讼能力将受到诸多的限制，如果没有其配偶或者子女的心理支持和行为帮助其很难实现自己的诉求。

　　二、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协调

　　上文已述扶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冲突发生范围，从而得知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夫妻一方均有权利要求其配偶履行扶养义务或者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然而，义务主体以对方应对权利人负有法定义务为由进行抗辩，义务主体应如何履行其对权利人的义务，笔者提出以下协调性意见：

　　首先，要确保权利人的合理利益。法院在审理时，应当查明权利人的生活现状，明确其生活困难的范围，凡权利人为解决生活困难而合理地给付请求均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其不因扶养义务主体和赡养义务主体的相互抗辩而受到影响。

　　其次，要查清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的原因。首先，应查清扶养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若扶养义务人存在外遇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应当劝说其履行扶养义务，不愿调解履行的应当按照扶养权利人的合理给付请求判决其履行，赡养义务人承担补充给付责任。其次，若扶养义务人不存在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时，应查清善意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原因，若赡养义务人存在有能力赡养而拒不赡养的情形，应当劝说其履行赡养义务，否则，判令其履行，此时扶养义务人承担补充给付责任。最后，当扶养义务人和赡养义务人均不存在失德情形时，赡养义务人应在解决赡养权利人生活困难的范围内给付赡养费，扶养义务人在赡养义务人已通过给付解决权利人生活困难下履行扶养义务，例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环境和增加精神消费等。

　　最后，要衡量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能力和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相对于赡养义务人人数而言，扶养义务人只有一人，其扶养能力总体上小于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但是，赡养义务人可能还负有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对配偶的扶养义务，因此，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需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如果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能力强于赡养义务人的赡养能力，那么，扶养义务人应较赡养义务人多给付权利人生活费用，如果赡养义务人为数人且均有赡养能力，那么，扶养义务人可以少给付权利人生活费用。

　　三、结语

　　在我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时，道德失范和法律滞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虽然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和相濡以沫的夫妻佳话是令人肯定和称赞的，但是道德缺失的配偶和子女以对对方负有法定义务来抗辩生活困难权利人的给付诉请，在现行法律未有明确义务履行顺序和范围规定时，为确保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心智来倾心调解，然而，调解是以自愿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双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时法院只能依法判决，既消耗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又破坏了善良的社会风尚，此外，义务主体在不服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将会依法上诉，因此，法律规范的明确化和司法解释的细化将为法官依法调解和判决的提供裁判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督促扶养义务人和赡养义务人在心服或者无上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履行其义务。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