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牡丹江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牡政办发〔2006〕24号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牡丹江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牡丹江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第13届5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牡丹江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不断巩固我市新农村建设成果，努力构建政府扶持引导、农民自愿参加、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长效机制，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特制定本办法。
一、科学决策机制
（一）机构组成。
1．决策机构。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决策机构是市县两级的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
2．议事机构。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议事机构是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组长、副组长、成员组成，副组长中设常务副组长1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3．咨询机构。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咨询机构是新农村建设专家咨询团，咨询团由领导小组聘请相关行业的专家组成。
（二）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主持全面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成员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参与决策。专家咨询团为决策提供专业咨询。
1．组长职责。
⑴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⑵研究审定新农村建设重要事项；
⑶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重要工作。
2．副组长职责。
⑴出席领导小组会议；
⑵带领分管部门谋划、实施新农村建设项目；
⑶组织分管部门向上争取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
⑷对分管部门涉及到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提出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会议审定；
⑸对于涉及新农村建设全局性的重要问题和有关政策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向组长汇报；
⑹常务副组长负责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3．成员职责。
⑴出席领导小组会议；
⑵组织本单位谋划新农村建设项目；
⑶按照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项目；
⑷组织本单位向上争取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
⑸向领导小组会议汇报本单位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
4．咨询团专家职责。
⑴根据需要列席领导小组会议；
⑵对规划、推进措施及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专业咨询；
⑶根据领导小组安排，对相关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三）议事规则。
领导小组共同研究决定本地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事项，对新农村建设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影响本地新农村建设全局的特别重大事项形成意见，报政府常务会议和党委常委会议审议。
1．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的事项范围。
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规划；
⑵指导本地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相关文件；
⑶配置本地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
⑷新农村建设推进中的重要事项；
⑸需要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的其他重要事项。
2．领导小组会议的决策程序。
⑴领导小组例会每半年一次,如遇紧急重大事项，还可增开临时会议。研究议题时，领导小组成员应充分发表意见，组长综合成员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对某个问题意见不一致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
⑵会议形成的意见代表集体意见，成员应维护会议决定，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⑶各成员应按时参加会议，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应提前向组长或常务副组长请假，并委派本单位分管领导参加。
⑷领导小组定期听取下级领导小组工作汇报，进行重大决策前，应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专家咨询团、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⑸为保证决策的严肃性，对领导小组会议所议重大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形成会议纪要或公文，经组长审定后下发。
二、推进落实机制
（一）责任分工。
新农村建设的责任分工采取分级管理的模式，总的原则是市级领导小组指导、县级领导小组主抓、乡村级领导小组实施。
1．市级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责任。
⑴制定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规划；
⑵审核县级和试点乡、村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
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⑷向上争取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
⑸成员单位按照《牡丹江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任务分解》，指导县级及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工作；
⑹成员单位将所管理的公共资源按照市领导小组的要求，集中向新农村建设投放；
⑺对县级及县以下干部开展专题培训。
2．县级领导小组责任。
⑴制定县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规划；
⑵审核乡、村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
⑶研究确立并发展本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产业和项目；
⑷向上争取新农村建设项目和资金；
⑸组织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
⑹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⑺对乡级及乡以下党员干部开展专题培训。
3．乡村级领导小组责任。
⑴制定乡、村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
⑵结合本地特色，构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⑶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
⑷动员农民群众投资投劳；
⑸管理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
⑹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沟通协调。
新农村建设的沟通协调工作制度分为领导联系点制度、部门联络员制度和社会联建制度。
1．领导联系点制度。
实行市县两级领导干部联系试点乡村制度，每人联系1个试点村，并通过试点村带动县乡两级新农村建设工作。
⑴指导试点乡村做好规划工作，搞好产业定位，落实项目资金；
⑵组织和动员农村干部群众提高认识，增强信心，主动投身新农村建设；
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2．部门联络员制度。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相关部门安排联络员，形成多渠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⑴联络员收集、整理、传递本地本单位新农村建设重要信息，定期向本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信息；
⑵联络员向本单位报告新农村建设工作动态；
⑶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汇总联络员信息，定期向本级领导小组和上一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
⑷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文件、简报、信息网站等方式向联络员传递上级精神及典型经验。
3．社会联建制度。
动员全社会力量选择乡村结成联建对子，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动良性发展格局。
⑴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根据能力和愿望，在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下，自主选择联建对象；
⑵联建单位根据新农村建设规划的重点，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开展联建工作；
⑶联建单位应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人出人、有智出智，把文明传播到农村；
⑷联建乡村农民群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动对接，积极配合联建单位开展工作；
⑸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总结、宣传、推广联建先进经验。
（三）抓点带面。
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的原则，发挥典型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1．试点选择。
⑴坚持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
⑵坚持区域内合理布局的原则；
⑶坚持兼顾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代表性原则。
2．试点推进。
⑴因地制宜，科学制定试点发展规划；
⑵精心组织，严格按规划实施；
⑶整合资源，形成建设合力。
3．试点推广。
⑴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探索不同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有效途径，培育一批做得实、学得了、推得开的示范典型；
⑵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本地发展模式的试点经验进行推广；
⑶完善发展规划，落实发展项目，搞好项目配套，提供有效服务，发挥综合效益，确保建设一批、成功一批。
三、投入保障机制
（一）筹资渠道。
1．财政投入。
⑴各级财政每年用于农村建设的资金总额增量要高于上年，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资金总量要高于上年；
⑵整合涉农资金，领导小组采取部门联合、捆绑使用的方法，集中财力办大事，整合使用各项资金，实现互利共赢、整体推进；
⑶依据优势，谋划重点项目，形成项目集群，打包向上争取资金；
⑷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采取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以免转补、奖补结合等多种投入模式，调动社会各方面投入"三农"积极性。
2．金融信贷。
⑴引导农村信用社大力推行农户授信联保贷款（农户贷款"一证通"）制度；
⑵支持发展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效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
⑶完善有关政策，力促各金融机构调整资金投向，扩大在"三农"方面的信贷规模。
3．农民自筹。
⑴采取以奖代投等方式，把政府补助资金与农民自筹资金结合起来，引导农民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组织农民出钱出物、投工投劳；
⑵引导实力较强的集体经济组织，安排一定规模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4．社会资金。
⑴引导工商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境外资本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全面引进BOT、TOT等资本运作方式，努力形成多种投入形式共存，互为补充的投融资机制；
⑵积极鼓励工商大户、慈善组织、社会团体、知名企业和已经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进行捐赠；
⑶城中村、城郊村和旅游区等有条件的乡村，探索土地经营开发建设思路；
⑷鼓励和引导大型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资源开发；
⑤利用资源开发，盘活闲置资产，发展新兴产业。
（二）资金投向。
1．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⑴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⑵农业产业化体系建设；
⑶农业机械化体系建设；
⑷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
⑸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
⑹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⑺农业信息和市场体系建设；
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建设。
2．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⑴村内基础设施建设；
⑵通乡通村公路建设；
⑶农村饮水工程建设；
⑷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建设；
⑸农村清洁能源建设；
⑹农村通讯设施建设。
3．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⑴农村基础教育建设；
⑵乡村卫生建设；
⑶农村文化事业建设；
⑷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⑸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三）资金监管。
1．政府监管。
⑴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制；
⑵实行全程财政投资项目审批制；
⑶实行涉农专项资金报账制。
2．农民监管。
⑴坚持乡村财务公开制度；
⑵坚持村民理财制度；
⑶坚持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度。
3．社会监督。
⑴加强媒体监督；
⑵建立特聘监督员监督制度；
⑶发挥人大、政协监督职能；
⑷发挥社会群团组织监督作用。
四、监督评价机制
（一）监督评价主体。
1．监督主体。
⑴各级政府；
⑵农民群众；
⑶社会力量。
2．评价主体。
新农村建设工作评价主体是市县两级领导小组，各相关部门结合工作职能，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开展评价工作。
（二）监督评价内容。
1．政策执行情况；
2．任务完成进度；
3．经济和社会效益；
4．农民满意程度。
（三）监督评价方式。
1．实行至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监督；
2．整体工作由市县两级领导小组监督评价；
3．部门工作采取职能监督评价；
4．采取例行检查、随机抽查、部门联查、群众信访等办法实施监督。
（四）监督评价处理。
1．纳入党委、政府目标考核体系；
2．实行工作重大失误一票否决制；
3．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
4．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5．表彰奖励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本办法由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论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与对策
王小芳 涂斌华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过于原则，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笔者在对立法缺陷一一进行剖析后，提出了自己关于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希望对我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抗诉权 抗诉事由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规定
依据通说，民事抗诉权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存有错误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抗诉引起再审的法律监督权。
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主要或者说是只对刑事案件进行抗诉，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只能十分有限行使。我国法律对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散见于《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关司法解释之中。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却没有作任何规定。
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试点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只限于对违法的生效的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对民事、经济判决、裁定不在抗诉之列。
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才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抗诉作过一些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细则》等。
我国上述法律虽然对民事抗诉权作出了规定，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且法律的适用环境发生变化后，仍未对其进行修改，体现不出清晰的立法思路和理念基础，也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二、我国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
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学习和引进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国家对诉讼进行全面的干预和监督，以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这一制度设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方式基本相切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重刑轻民”的观念，检察机关极少涉足民事案件的监督和抗诉。从近几年来民事抗诉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虽对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内生性缺陷及其运作上的失范。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已越来越背离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其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民事抗诉权不完整，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无权抗诉。
对于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能否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与《民诉法》作了不同的规定。 《刑诉法》第18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一审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出抗诉。这就赋予检察院对法院的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不管是否生效都可以抗诉的权利。而《民诉法》却规定检察院只能“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条件的抗诉。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再次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对其抗诉亦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这种监督是案件终结后的‘事后监督’。” 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使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完整的抗诉权，只是产生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后”抗诉权。《民诉法》第185 条确认的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后监督模式，排除了检察院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事前行之有效的其他监督方式和手段。实际上，这是将宪法赋予检察院的完整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检察方面予以割裂，只是部分地授予检察院。
（二）抗诉事由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抗诉运作上的较大分歧。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国家或公共利益范围内提起抗诉，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事由，但规定了它有两项权力：一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抗诉；二是检察机关只要提起抗诉，法院就应当进入再审。例如检察院以发现新的证据为由提起抗诉的问题。而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新证据大部分是由一方当事人提供。此种在一审、二审中不出示新证据，在再审程序中搞突然袭击的做法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日益暴露出其弊端。第一，根据民诉法规定的二审终审原则，任何案件证据都要经过二次质证，并最终得以认证。如检察院为一方当事人之利益以一、二审中都未出示的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那么该案裁判后，此证据则只经过一次质证就予以认定了，显然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对此证据两审质证的权利，不符合证据规则，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第二，检察院以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并最终定案容易导致有些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恶意隐瞒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拿出“杀手锏”向检察院申诉，通过再审从而达到最后的诉讼胜利，这是不道德、不公正的，是利用了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达到侵害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是不妥的。
（三）抗诉权行使的要件不明确，缺乏对滥用抗诉权的有效防止。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将此视为一种对抗生效裁判的有效途径，造成了少数当事人的投机心理。只要不服终审裁判，就去设法要求抗诉，同时也给抗诉权“寻租”提供了隐性市场。由于抗诉再审不需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也不受终审裁判审级的限制，于是少数当事人不上诉，等待判决生效以后直接要求检察机关进行抗诉，必然引起司法资源的极大消耗，极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舍弃上诉寻求抗诉的做法仍然是不妥的。因为如果当事人都放弃上诉程序而去追求抗诉，那民诉法设置的上诉程序将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的上诉功能将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会发生当事人利用这种方式规避上诉可能发生的负担诉讼费风险的情形，将部分诉讼成本转移给国家。
（四）抗诉权的行使无法定时限的要求，使生效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二年，但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只规定是事后监督，却没有期限上的约束。从而曲线突破法律的时效规定，直接违背了立法者追求民事秩序稳定的立法原意。
（五）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模糊，检察机关抗诉的单方倾向性，有悖于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其出发点在于以国家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维护国家利益而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一般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诉提起抗诉从而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客观上就是支持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另一方当事人自然与检察机关产生对立情绪，庭审气氛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形。有的当事人直接与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官进行陈述和辩论，甚至经常发生言辞冲突，有损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检察员出庭支持抗诉，除了宣读抗诉书之外，还应当从事哪些诉讼行为？检察人员出庭究竟如何安排法庭的座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这不仅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均衡格局，而且影响了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混淆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明确界限。
（六）抗诉权的行使方式与条件缺乏相应的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的“私权利”，国家权力理应避免强行介入。但目前的民事抗诉案件中，绝大多数是检察机关出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申诉，为其民事私权而启动再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又申请撤诉，二审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双方按原判决执行。但检察机关却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归责不当为由提起抗诉；有些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以后，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申诉一方当事人放弃申诉请求。法院商请抗诉机关撤回抗诉，但其仍然坚持提起抗诉，从而迫使当事人继续参与到已经启动的再审程序中。
（七）民事抗诉权的审级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导致理解于运用上的冲突与混乱。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规定，抗诉案件可以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至于抗诉案件的审理权限如何进行分配，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给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对此存在认识上的不同，法院认为，我国民诉法只规定，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未规定应由原终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再审。相反，民诉法第１８４条规定原则上由原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判，而上级法院提审只是一种例外。检察院系统则主张向同级法院抗诉并由同级法院审理。其理由是保持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同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相对应，“如果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原审法院审理，由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会违反司法工作中同级相对应的原则” 。
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法院无权审理上级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接受抗诉的法院大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将检察机关置于一般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这无疑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本意。如果由原审法院对自己的裁判结果进行重新审查，尽管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基于人的本性和单位本位主义考虑，仍然不能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结论，同时也使当事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放弃继续申诉的决心。有数据显示，抗诉案件由上级法院提审的改判率明显高于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如果所有民商事抗诉案件都集中于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将面临难以承受任务之重，不利于“将矛盾消化在基层”精神的实现。因此，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应该由最高法院以解释形式作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
三、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思考与对策
上述民事抗诉权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使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受到局限；另一方面，造成民事抗诉制度在运作上出现不少混乱和“盲区”，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所要求的对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为此，笔者以为，应从一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抗诉权的规范与行使：
（一）加强民事抗诉权的立法，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抗诉权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为避免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则性规定的曲解，可以首先通过立法解释来予以解决，由任何某一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的做法显属不妥。根据１９８１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上发生分歧时，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二）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条件，既要防止检察机关不当地行使民事抗诉权损害私权，更要防止民事抗诉权的滥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民商事纠纷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对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在民事案件中，应以意思自治为其基本的出发点，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以及对诉讼上某些权利的支配和处分，均应依当事人本人的意思而定。从民法角度看，当事人有权对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亦可放弃请求权。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具有检察监督职责，这是宪法的规定。但检察机关不能对民事私权进行不当干预。就此意义而言，即我们要限制民事抗诉，也就是指民事抗诉范围仅限制在为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提起。
（三）明确民事抗诉权行使的事由。首先应详细列举出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事由，将现行民诉法第185条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民事抗诉的严肃、合理和有价值，就应规定不得提起民事抗诉的限制情形：1、不得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2、当事人在上诉期间不上诉或在上诉期间撤回上诉的，检察机关不得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或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3、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期间不申请再审，期间届满后也不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得依职权提起抗诉(裁判涉及公共利益、有违善良风俗的除外)；4、终审裁判无明显不当、不存在枉法裁判、无提起抗诉之必要的，不得提起抗诉。
四、结 语
我国的政权体制决定了检察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以实现对执法和司法制约与监督，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因此，在民事诉讼领域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一种针对司法现状的必要设置。为了保证这种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能形成良好的制约与抗衡机制，保证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检察抗诉权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民事抗诉权的立法进行改良，严格抗诉再审的适用条件，建立科学合理的抗诉机制提高诉讼效益、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司法公正。
而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与力度的加大，笔者认为，最终应当以实现审级制度改革为前提，逐步取消民事抗诉制度。我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的审判惯例是不相符的，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WTO，司法制度应当与经济制度同样与国际接轨，应当有所突破。若审判采三审终审制，附带再审之诉，则在民事审判中，完全可以取代现行民事抗诉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对少数疑难、复杂民事案件提高审级，使司法终审裁判权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行使，从而使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较高级别的法院法官相对高的素质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可靠保证。以此为前提，审判监督制度可以从改革再审事由入手，确立再审之诉制度，即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交给当事人根据再审事由来启动，完全取消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入，褪去我国民事诉讼中长期固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两课部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