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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进 清华大学法学院 博士生

　　关键词: 框架合同 个别合同 德国民法典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并无研究，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必要将这种特殊的协议单独考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框架合同的概念后，理论上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框架合同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存在，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之关系，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德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目前交易实践中框架合同运用广泛，司法实践中也审理了很多此类纠纷。从法律定位上看，框架合同属于债法总则规范的内容，框架合同和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是独立的两个合同。


框架合同（Frame contract, Rahmenvertrag），是指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同一类型合同（个别合同），提供基本框架（架构）和基本条件的合同。[1]德语中 Rahmen 的本义是框架、范畴，因此 Rahmenvertrag 也被译为范畴合同[2]、架构合同[3]。德国法上，除了用Rahmenvertrag 描述这种特殊的协议之外，也有提到 Mantelvertrag[4]、Richtlinienver-trag[5]的，Mantel 的本义是“外套、外壳、外罩”，Richtlinien 的本义是“方针、指导路线”。这种词源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框架合同的含义。[6]框架合同一般见于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它主要调整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的所有或大部分个别合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7]即对个别合同中普遍适用的合同条件事先在框架合同中作出约定。
框架合同是源于德国法的概念，目前在我国交易实践中运用广泛，本文将对德国法上框架合同的产生历程与理论现状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对我国框架合同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框架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框架合同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的演变
1898 年《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理论上也没有关于框架合同的研究。其后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发现有必要将这种设定反复债的关系但又不同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协议做单独考虑。当然，从法院意识到有这种必要到框架合同的概念正式被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下几个判例在框架合同概念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12 年鲜花供给案[8]中，原告是花卉经营者，被告是一个鲜花零售商。被告与原告签订的鲜花购买协议第 5 条约定：在原告经营品种和存储量的范围内，被告可以随时要求原告供应其需要的鲜花，并且被告有权随时到原告的花圃中挑选。本案审理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是：第 5 条的内容是否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在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的最后裁决中法官认为，第 5 条的内容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因为买方（被告）的自由选择权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缺乏确定性，[9]但是构成买卖鲜花的“预约（Vorvertrag）”。裁决中虽然使用了“预约”的称谓，但是其想表达的就是今天所谓的“框架合同”，[10]因为它是以事先订立的总合同和事后依该总合同订立的个别协议的结合为基础的。当然，今天看来，预约与框架合同并非等同的概念，并不能做同样处理。[11]有学者认为，双方订立的鲜花购买协议不构成继续性供给合同，但双方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在鲜花购买协议的框架下订立多个个别购买合同，符合框架合同的本质，只是法官首先发现的是反复出现的大量同样的个别合同，并认为这些个别合同是当事人交易的基础，故将前面的“合同”称为预约。[12]同样的情形在《德国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院裁决中[13]也出现过。
在 1935 年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14]中，被告自 1927 年开始经营所居住城镇的自来水供应业务，1931 年 6 月 21 日该企业（被告）宣告破产，其后，企业的破产管理人继续为居民供水。8 月，城镇居民主张破产宣告之前未结清的有关水费的债务为破产财团债务，理由为：他们与被告之间的供水合同为继续性供给合同，并且供水仍在继续。1935 年帝国法院的裁决认为，被告与居民之间的供水合同为基础合同，在它的框架下，反复性的供水关系得以持续订立。同时认为，基础合同类似于以前案件中提到的预约。[15]实际上，无论是本裁决中提到的基础合同，还是以前判决中提到的预约，都是指今天的“框架合同”。[16]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著作中，预约也被看作继续供给合同的替代方法，预约、基础合同、框架合同的概念被等同对待。[17]例如，有学者认为，基础合同应该与规范合同区分开来，其所称的基础合同实际上就是框架合同。[18]还有学者认为，在预约与正式合同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基础合同或框架合同。[19]
在 1942 年解除代理合同案[20]中，被告是原告经营的自卸车在某区域的独家代理人，依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有义务每年提供给被告 100 台自卸车，大约每月 10 台。但合同没有规定被告购进自卸车的义务。帝国法院认为，生产商有供货义务，但被告并没有订购的义务，因此该案涉及的是框架合同，而不是继续性供给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供货方是否有权利解除合同，法院最终否认了供货方（原告）基于被告违反个别合同而主张解除框架合同的请求。但法院同时指出，一方当事人在非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违反个别合同的，可以构成解除框架合同的理由。[21]该裁决主要解决框架合同的解除事由以及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法院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无效时产生《德国民法典》第812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框架合同的无效并不一定对个别合同产生影响，个别合同可能仍是有效的。[22]法律后果的不同是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主要区别之一。[23]但该裁决对于双方之间的协议为何应认定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该案并没有被认为是德国法上明确提出框架合同概念的首个案例。[24]
在 1967 年出版合同纠纷案[25]中，原告是一个书籍、期刊的销售商，其采取的一系列促销手段（如上门送书等）为某些出版社的杂志赢得了更多的订户。原告最迟从 1951 年开始，就销售被告（Henri-Nannen 出版社）出版的“Stern”画报，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协议。通常的做法是被告指定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并允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为原告的利润，即原告每期杂志的进价为最终销售价格的 50%。到 1961 年底，每期画报的价格是 50 分尼（Pfennig，原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 1/100 马克），原告可保留 25 分尼，但原告必须负担其他杂费，如杂志的运输费用、包装费用等。从 1962 年 1 月 1 日开始，被告将每期画报的最终销售价格提高到了 60 分尼，但考虑到运费等杂费的增加，规定原告的进价为每期画报 27.5 分尼。同时，由于广告的增多，每期画报的页数以及重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据原告提供的一份清单，从最初平均每 50 页重大约 100 克增加到 1962 年平均每 140 页重 500 多克。实际上，1957 年起，原告就试图从被告处得到更高的回扣，用于抵偿日益增高的运输费用，但一直未果。虽然书籍期刊销售商联合会的一些措施已促使部分出版社给出了更优惠的条件，但被告仅愿意对某些大的期刊销售商和期刊汇总销售商作出让步。1963 年 9 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1963 年上半年自己因“期刊超重”而额外支出的费用。被告拒绝了原告的请求，并告知原告：原告的广告部门应该征募新的订户，那么被告将直接将杂志寄交到新订户家里，即被告负担新订户的杂志运输费等杂费，但对于已有订户，原告则必须自己承担相应的杂费。1964 年 1 年，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从 1962 年 1 月到 1963 年 10 月底多支付的所有期刊杂费共计 9891.73 马克。初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请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继续性供给合同（Sukzessivlieferungsvertrag），因为作为出版社发行杂志的销售商，原告并没有允诺永远或者在未来相对长的一定时间内销售被告的杂志。同时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所谓的反复性债之关系（Wiederkehr-Schuldverhaltnis），因为原告每次向被告订购杂志时，都是订立一个新的合同，所以双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提到的基础合同或预约（Grund-oder Vorvertrag）。[26]当读者直接从出版社购买报纸或杂志时可以适用反复性债之关系，但销售商购买则不然，因为还涉及订户，即销售商有义务从出版社购买杂志，同时还有义务将杂志转交给订户。因此，销售商与出版社之间不仅存在一系列连续的应订户需求的个别购买合同，而且存在一个有关个别购买合同的框架合同，它是长期存在的债务关系，但对于交易的细节并没有达成协议，而是需要根据交易习惯及实际需求来确定。因为有了调整长期交易关系的框架合同存在，事后的个别合同通过接受个别的订货请求的方式就可以订立。[27]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是框架合同关系，当事人所有以框架合同为基础的个别协议都是有效的。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合同义务违反，因为框架合同并没有规定出版社有义务将杂志的页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出版社也就没有义务负担因页数增多而产生的额外运输费用。[28]
综上，《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框架合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首先看到了把这种协议纳入法律的需求。1912 年的鲜花供给案中，帝国法院发现在一个总协议的基础上类似的个别合同大量地反复被订立，但囿于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该总协议仅被视为预约（Vorvertrag）；1935 年的供水企业破产纠纷案中，帝国法院首次使用了基础合同(Grundvertrag)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为反复性的供水关系设定框架的协议，并将它与预约等同；1942 年的解除代理合同案中，帝国法院的裁决中已经提到“框架合同”（Rahmenver-trag）的概念，但该案侧重于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问题，故并没有对框架合同本身的特征及构成做过多研究。随后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逐渐意识到仅仅接受一系列彼此互不约束的个别合同作为法律上的一种存在形态是不合适的。因此，在1967 年 11 月 6 日出版合同纠纷案的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正式使用了今天的“框架合同”的概念来描述一系列个别合同之上的总的受约束的协议。概言之，框架合同是德国法院为了更好地处理新交易形式下产生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
二、框架合同理论在德国法上的发展与现状
（一）框架合同理论的发展
框架合同是产生于德国判例上的概念，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前后，理论界也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最初的研究集中于框架合同与其他类似债之关系，如预约、继续性供给合同等的区别。Dieter Henrich 在《预约、选择权与优先权》中，以“基础合同”这一称谓来描述框架合同，他认为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在于：框架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不具有足够的确定性，因此不能根据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但违反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以构成合同义务的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或终止框架合同的法律后果。[29]这种观点在后来得到广泛的赞同，一些民法典注释书中提到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时即采此观点。[30]1979 年德国马堡大学有一篇题为《框架合同与继续性供给合同的区别》的博士论文，该文作者 Fuchs-Wisse-mann 认为，继续性供给合同是买卖合同的特殊类型，故它必须包含《德国民法典》第 433条规定的出卖人的交付货物和买受人接受并支付价款的相互性义务，这种相互性义务是继续性供给合同存在的必要条件；相互性义务与框架合同并不矛盾，但相互性义务并不是框架合同存在的前提条件。[31]除了交付和付款的相互性义务外，二者在给付和价格的确定性方面也有所不同：继续性供给合同在确定性方面比框架合同要求更高；框架合同的具体内容可以由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确定，并且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315 条以下条款规定的单方给付确定权，但单方给付确定权在继续性供给合同中是不允许的。[32]与Henrich 的观点不同，Fuchs-Wissemann 认为，在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确定性程度以及违反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框架合同与预约并无差别，这也是框架合同曾被认为是预约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预约与框架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预约并不确立双方当事人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而仅仅具有为本约做准备的性质，一旦本约订立，预约的使命即告终结；而框架合同构成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础，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之外，框架合同还包括自己独立的义务。[33]
随着框架合同理论的逐渐成熟，一些债法或民法著作中开始对框架合同有所关注，如 Fikentscher 教授在其所著《债法》中将框架合同作为债法基础下的一节。他指出，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而得以存在，迄今为止理论上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框架合同不是暂时性的合同，而是长期存在的合同，故其与长期合同、继续性债之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区别在于框架契约仅仅是为个别契约的缔结确定基本的条件，不必然包含由许多给付总加的给付义务。[34]Larenz 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中将框架合同作为与预约、选择权、优先购买权、意向书并列的主合同外围的交易关系的一种，与 Fikentscher 教授的观点一样，Larenz 教授认为框架合同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义务，只有与同时或事后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它才发挥作用。只是在没有特别约定时，当事人订立的个别合同要遵循框架合同中已达成的条件。[35]科隆大学 2010 年一篇题为《供给关系下的框架合同》的博士论文是较新的著作，该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供给关系下框架合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框架合同的特征、与其他法律规范的界限、订立与权利义务、义务违反与法律后果、变更与消灭。
（二）框架合同的存在根据与存在意义
德国法上，框架合同并不是法定的合同类型，[36]而只是当事人为了交易便捷而采取的一种合同订立形式，这种交易形式最初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司法实践中最终承认其存在。如果必须要为框架合同的存在寻找法律上支撑，恐怕只能是合同自由原则。框架合同在法律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约定以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结合的方式订立合同。[37]
合同自由原则使框架合同成为可能，然而，当事人为什么要选择框架合同的形式订立合同呢？原因在于框架合同可以满足实践的需求。以买卖合同为例，供货方和需求方需要经常地反复地订立买卖合同，很多时候还是内容基本相同的合同，但每次都重新谈判、重新缔约会给双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管理和时间上的成本，而且对双方而言还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即对方下一次是否会与自己缔约，一些需要反复适用的条款是否订入某一个别合同中等。概言之，反复缔约使双方的合作缺乏稳定性。因此，计划长期合作的企业间常会签订长期协议，但他们通常又不愿意对一个较长期间内确定的货物数量和供货期限等作出约定，因为这会妨碍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对自己的需求作出调整，从而导致交易欠缺灵活性。而框架合同能够平衡这种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38]
框架合同的特征在于它调整一项长期设定的、持续存在的交易关系，这种持续的关系是双方对于彼此之间持续交易达成的合意。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具有相互性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而是将其留待将来定期或不定期订立的个别合同规定，[39]但它为双方的合同关系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使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因为，框架合同赋予当事人特别的长期相互考虑与照顾的义务，基于该义务，双方当事人有义务订立个别合同或者就订立个别合同进行协商与谈判，这对希望长期合作的当事人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框架合同的构成与适用范围
从其构成上看，框架合同自身位于较高位阶，因此可以被叫做“总括合同”；当事人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之下，订立次位阶的合同，即个别的、完整的合同，后者被称为个别合同。[40]框架合同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框架合同具有补充和完善个别合同内容的功能，因此可以避免重复缔约的繁琐。[41]框架合同与大量的在其范畴下订立的个别合同结合，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实现交易目的。
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相结合的法律构成可以满足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对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双重追求，从而被广泛应用，它的适用领域也已从最初的货物供应扩展到劳务、运输、租赁甚至旅游合同。[42]德国的司法判例上，就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框架合同，如框架租赁合同[43]、指定代理人合同、信用卡合同、框架供给合同、框架建筑合同等。[44]有学者认为银行与客户之间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也属于框架合同，[45]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已被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否认了。[46]法院认为，根据处于长期交易关系的银行和客户间订立的有关结算与贷款的协定，并不能产生独立的可以称之为框架合同的一般银行合同。即使最初的结算与贷款协议是借助于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如果该一般交易条款并不仅仅调整双方的结算与贷款关系，就不构成一般的银行合同，因为一般交易条款并不考虑将来的其他合同，而只是结算与贷款协定的一部分。在结算与贷款协定外，事后利用一般交易条款订立的总的银行合同构成一般合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不具有独立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效果，独立的法律效果只有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才可以产生。[47]
（四）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框架合同不调整具体的给付关系，不能直接作为履行的基础，依其订立的个别合同才具有调整具体给付关系的功能。[48]因此，框架合同中关于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就至关重要，框架合同是否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
支持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框架合同都包含了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例如，Ulmer 认为，框架合同赋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并构成个别合同的基础和框架，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个别合同的订立得以具体化。[49]Fuchs-Wissemann 支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至少框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0]依其观点，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协议称为合同就已表明他们打算受该框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约束。[51]Saxinger也认为，原则上框架合同双方都有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义务，但双方可以约定只有一方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义务。[52]例如，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应买受人的供货请求，出卖人有义务提供货物的，即表明出卖人有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3]Henrich 认为，框架合同的一方有权依照框架合同设定的条件，在特定时间或随时要求就特定量的或任意量的给付订立个别合同，另一方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4]Weber 认为，通过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可以发现订立个别合同不仅仅是一项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至少一方负有应要求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55]
另一种观点认为，框架合同并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部分内容，[56]框架合同的典型特征就是自主性与随意性，即当事人享有决定是否订立相应的个别合同的自由。[57]Fikentscher 教授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通常情况下框架合同不包含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它的功能仅仅是规定当事人将来订立的个别合同的内容，这是它与预约的不同之处。作为例外，框架合同也可以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此时，框架合同同时构成预约。[58]Larenz 教授也赞同此观点。[59]Gebhardt 认为，框架合同确立了当事人在合同存续期间的附随义务和保护义务，但是不产生订立个别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区别。[60]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存在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Wolf 教授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Rahmengrundlagenvertrag）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Rahmennebenbestimmungsvertrag）。框架性基础合同通常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除这种合同外，还有一种纯粹的框架合同，即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它仅仅规定适用于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条款（Nebenbestimmung），这类框架合同通常不包含订立和履行个别合同的义务，当事人有订立或不订立个别合同的自由。[61]Gernhuber 认为，框架合同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时，它发挥同预约一样的功能，并且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可能只存在于一方当事人，另一方有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62]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63]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框架合同在我国的实践与理论现状
我国近几年的交易实践中也开始出现框架合同，如《欧倍德中国境内货物采购框架合同》[64]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框架合同引发的纠纷，如“上海华德美居超市有限公司、欧倍德（中国）管理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玛卡龙涂料有限公司框架买卖合同纠纷案”[65]、“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某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66]、“佛山市康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庄旭旋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67]等。从这些案例看，框架合同引发的问题集中在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效力以及二者的关系上，法院要么认为，两个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避开二者的关系不谈；[68]要么认为框架合同下必然存在多个批次的履行合同，单个具体的履行合同是为了履行框架协议而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合同，因此，基于单个的供货协议产生的纠纷就是产生于框架合同的纠纷。框架合同规定有关本协议的纠纷交由仲裁裁决，则单个履行合同产生的价款纠纷也应由仲裁裁决，法院不予受理。[69]从法院的审理结果来看，法院之所以认为某类合同是框架合同，完全是因为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以“框架协议”、“框架合同”等命名；与之相应，法院未将其作为框架合同处理的也只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未冠以此名。这表明从“形式”到“实质”的合同法发展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深入。
目前，我国民法学界并无针对框架合同的专门研究，只是有学者指出框架合同是在现代社会交易条件下，逐渐产生的新的交易和新的合同理念，[70]是为了解释合同动态系统理论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71]崔建远教授将“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作为“合同分类”章下的一节，对框架合同的效力以及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72]还有的学者在研究继续性债务关系、长期合同时，顺带提及它们与框架合同的关系并对框架合同进行简单的介绍。[73]但对于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与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等框架合同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无涉及。
（二）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与约束力
《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要约的内容必须具有确定性，否则要约无效，再结合该法第 21 条和第 25 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依要约承诺过程缔结的合同自然应符合内容的确定性要求。合同内容的可确定性和确定性基本可以发生相同的作用，故应对《合同法》第 14 条第 1 项“内容具体确定”做扩大解释，将“确定”解释为“确定”和“可确定”的统称。通常情况下，合同的主要内容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即可满足合同成立的确定性要求。
框架合同订立时，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就所有的细节达成协议，故意就某些事项不作约定与框架合同的目的相符合，[74]但这是否意味着框架合同的成立不需要具备确定性呢？笔者以为，只要当事人希望在彼此之间确立一种有约束力的关系，即确立一种可诉请履行并且可以强制执行的义务，其就应同其他债务关系一样，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只是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程度可以有所缓和，而不需要像一般合同内容那样严格。
与一般债务关系不同的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而是包含了特殊的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除了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外，关于质量瑕疵担保、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的承担等的约定与一般的合同并无区别，它们的确定性可以通过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到补充，并且不影响给付的内容，故它们是否满足确定性要求对合同的约束力并无影响。因此，在框架合同内容的确定性方面，应着重考察的是订立个别合同的约定是否具有足够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
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是指在框架合同的范畴下订立个别合同的当事人、标的和数量具有确定性或可确定性。通常情况下，订立个别合同约定的确定性并不能通过解释或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得以补充。但是订立个别合同约定本身也表明，框架合同的当事人将具体的给付事项留待将来的个别合同规定，从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只要双方有意订立合同，即便是特意将某项条款留待日后进一步协商也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75]正如 Weber 所言，合同成立的严格确定性要求在特殊情形下可以有所缓和，而框架合同就属于此种特殊情形，因此，框架合同的成立就构成债之关系成立应具备严格的确定性或可确定性原则的例外，不能因为框架合同的内容不具备足够的确定性而否认其约束力。[76]笔者赞同此观点，理由如下。第一，从当事人的意思角度看，当事人订立框架合同的目的是保持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以框架合同欠缺某些要素而否认其效力，有违当事人的本意。第二，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框架合同的订立可以节约反复磋商和缔约的成本，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动辄否定框架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太符合节约集约的缔约原则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第三，从合同法理论角度看，亦有学者提出，在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时，应侧重于考察当事人是否有愿意受约束的意思，而对确定性要求从宽把握。[77]
由上可知，框架合同是完全有约束力的协议，一方当事人违反框架合同的约定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只是框架合同并不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因此它对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太大作用。具体的权利义务产生于个别合同，当事人请求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根据也只能是个别合同，从本质上看，个别合同是独立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只是框架合同简化了其订立程序，并且个别合同未约定的内容可以适用框架合同的规定。
（三）框架合同与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
如前所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在德国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根据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框架合同应区分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基础合同）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框架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的观点更为准确。框架基础性合同通常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虽然像 Fuchs-Wissemann认为的那样，框架合同确立双方之间长期的交易关系，调整多个个别合同的订立，而非在个别合同订立之后即归于终结，但这并不影响框架合同构成预约的本质，框架基础性合同包含的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也应像预约中订立本约的义务一样具有足够程度的确定性，负有订立个别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诉请其订立个别合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框架基础性合同并非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
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框架合同应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这类框架合同并不赋予当事人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而仅仅规定可以适用于将来的所有个别合同的从属性条款。Fikentscher 和 Larenz 教授提到的框架合同指的都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是相对于框架性基础合同而言的，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不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是指不包含像预约中那样具有足够确定性程度的缔约义务，不得直接诉请订立个别合同。但是框架性从属条款合同仍然可以包含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为个别合同订立进行协商谈判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可以构成积极的合同违反（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并产生损害赔偿责任。[78]从法律适用上看，该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德国民法典》第 280 条第 1 款、第 241 条第 2 款和第 311 条第 2 款。[79]从我国法的规定来看，该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 42 条第 3 项、第 60 条、第 107 条。
（四）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
德国学者在阐述框架合同是否包含订立个别合同义务时，均将框架合同与预约进行比较，其原因可能在于框架合同和预约一样都着眼于未来的合同的订立，框架合同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相关的法律关系由预约调整，框架合同与预约联系密切。我国法上原没有关于预约的规定，很长时间内，它只是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可以由当事人约定。2003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 号），对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做出了规定，其第 4 条规定的商品房认购、订购、预订协议实际上就是预约。我国通说认为，预约也是合同，当事人有履行预约所规定的订立本约的义务，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义务的，另一方可以诉请法院要求订立本约。[80]本约订立后，债权人即有请求给付的权利，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债权人得合并请求订立本约与履行本约。[81]需注意的是，这里存在两个诉的合并，依预约只能请求对方履行订立本约的义务，请求履行本约的依据是依预约订立的本约。
框架合同与预约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预约必须包含订立本约的义务，框架合同可以（但不是必须）包含订立个别合同的义务。[82]因此可以基于预约诉请订立本约，但并不总是可以基于框架合同请求订立个别合同。第二，预约具有初步和暂时的性质，本约订立时预约得以履行；框架合同并不具有暂时和初步的性质，而是当事人长期合作的基础，其存续时间长于个别合同，单个个别合同订立甚至履行之后，框架合同仍继续存在。第三，预约与本约属于平行的一对一的关系，一个预约对应一个本约；而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则属于阶层性的一对多的关系，框架合同较个别合同处于高位阶且一个框架合同可能对应多个个别合同。第四，框架合同除了调整个别合同的订立外，还调整当事人长期交易的一般规则，只有框架合同的存续期间届满或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时，框架合同才归于消灭；预约仅着眼于本约的订立，并不调整长期交易关系。
（五）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的法律定位
框架合同并非《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但可与多种类型的典型合同结合，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债务关系，因此就法律上的定位而言，框架合同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债法总则部分。在框架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债法总则的规范适用的方式基本相同，以框架买卖合同为例：首先应适用《合同法》总则关于合同订立的有关规定，此外还应适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若干问题解释（二）》的有关规定；当涉及买卖合同的具体问题时，则应适用《合同法》分则（第 251 条以下）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意见》（2012 年 7 月 1 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有关规定。
框架合同和个别合同结合的法律构造决定了，个别合同的首要功能是使框架合同不确定的内容得以确定，因此个别合同须规定具体的给付义务。框架合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合同类型，当框架合同适用于买卖合同时，当事人在其框架下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小的、具体的买卖合同；当框架合同适用于租赁合同时，其后订立的个别合同就是租赁合同。个别合同与框架合同的最大不同在于，个别合同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调整的典型合同。因此，个别合同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如个别合同调整的是买卖关系时，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130 条以下的规定，当然也包括《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当调整的是租赁关系时，则直接适用《合同法》第 212 条以下的规定。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教政法〔2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认真研究，贯彻落实。
　　附件：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

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

　　2012年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国家教育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深化改革，积极促进公平，全面提高质量，切实维护稳定，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一、加强改进党的建设，着力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
　　1.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组织开展“科学发展、辉煌成就”主题教育活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深入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面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加强全国教育系统干部培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意见，大力推进阳光治校，切实加强对高校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管。
　　2.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学校文化建设与实践育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教育指导纲要》。修订《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修订《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教材的广泛使用和教师培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大高校辅导员培养培训力度。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和立德学者计划。组织开展全国性大学生实践创新活动。重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总结凝练大学精神和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广泛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加强和改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3.大力加强教育督导和督查。健全督导工作机制。开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工作。开展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素质教育、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工作。做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加强对直属高校的巡视工作。加强重大教育工程项目规划和监督检查机制。健全督查工作制度，完善督查工作机制，规范督查工作程序。
　　4.切实维护学校安全与稳定。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加强校园安全防范，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及各项制度，建设安全校园。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机制，积极推动并指导各地和学校加强应急机制建设。深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制定《中小学安全标准》。建立校车制度，积极配合做好《校车安全条例》的贯彻实施工作。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食品卫生安全，严防发生食物中毒。做好学校传染病防控与学生食堂工作。
　　5.着力提高科学民主决策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转变机关作风，加强政风建设，加强教育政策与战略研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能力。进一步改进教育新闻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深入开展直属机关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扎实有效开展机关作风评议活动，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机关形象。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干部交流培养办法，完善干部自主选学与组织调训相结合的新机制。关心青年干部成长与生活。积极推动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建立机关干部下基层的长效机制。完成直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探索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有效途径。推进基层关工委建设。加强机关文化建设，落实机关文明公约，践行职业精神，创建和谐文明机关。
　　二、深化改革，完善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6.确保4%目标如期实现。配合有关部门，指导各地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投入政策，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按法定增长，不断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加大学前教育投入。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推动制定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提高高校生均拨款水平。统筹做好高校和普通高中化解债务工作。加强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工作。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落实4%工作办公室。加快教育经费监管事务中心建设。建立健全财政拨款、监管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教育经费统计公告制度，制定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办法。
　　7.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研究高考改革重大问题，制定发布改革方案，指导各地根据实际探索本地区高考改革。规范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逐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清理规范高考加分。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省（区、市）组织的试点，完善“知识加技能”的考核办法，扩大示范高职单招、对口招生规模。指导高中新课程省份探索高考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指导高校试点学院和条件成熟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探索人才选拔方式。制订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定向就业招生工作方案，探索完善定向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深化硕士研究生招生改革，修订推免工作管理办法。推进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进一步扩大高校和导师自主权，完善博士生联合培养机制，建立中期分流名额补偿机制。
　　8.大力支持和依法管理民办教育。召开民办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性政策，引导民间资金兴办教育。推进民办教育改革试点。推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健全民办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保障校长依法行使职权，完善民办学校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规范办学行为，切实落实法人财产权，保障教师和学生合法权益。完善独立学院管理和运行机制。
　　9.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按照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改革。落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分类推进高校章程建设，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台《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并抓好贯彻落实。印发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指导意见。开展直属高校开展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开展选聘委派高校总会计师试点。推进直属高校纪委书记交流任职。加强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深入推进高校试点学院改革。研究制定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研究制订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探索建立高校领导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统筹研究高层次人才特殊待遇政策，重视解决青年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研究制定深化职员队伍建设意见。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加强教师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深入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推进高校理事会建设。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深化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10.大力推进依法治教。配合做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审议工作，做好《考试法》的修改审议。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制定《校车安全条例》，推动尽快出台《教育督导条例》。开展《学前教育法》研究起草工作。启动《学位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工作。完成《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草案起草，研究起草《学校安全条例》。出台《教师申诉办法》，研究制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继续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下放和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动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建设公益性教育普法网站。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活动，研究制定《学校依法治校实施纲要》。
　　11.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深化人文交流，拓展区域合作平台。制定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措施，引进一批国际知名高校来华合作办学。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和完善质量保障制度，开展评估和质量认证。全面实施《留学中国计划》。制定《国际学生招收和管理规定》。研究制定中外学位互授联授的相关管理措施。发布孔子学院十年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办好网络孔子学院，支持孔子学院全面提高办学质量。进一步加强在外留学人员的服务与管理。鼓励高校吸引更多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工作。推进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12.切实推进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指导各地出台并落实解决义务教育择校问题。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的政策措施。积极稳妥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改革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制度，贯彻落实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的新规定，制定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政策措施，并加强监督检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将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安排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就读，并给予更多的关心关爱。完善教育收费政策，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坚决查处各种违规收费和违规办班行为。
　　13.深入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及时跟踪了解各地各校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加强分类指导、检查督促和总结推广。建立重大教育政策突破机制和程序，加快国家层面的重大教育改革项目推进进程。完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加强与地方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联系，建立健全协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工作机制。
　　三、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14.着力推进内涵式发展。坚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民族教育、艺术教育、语言文字等10个专题规划。加快制订各级各类学校建设标准、办学标准，建立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对区域内教育统筹力度。
　　15.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推动各地全面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坚决防止出现幼儿园小学化倾向。出台幼儿园教师配备标准。加大力度，多种形式宣传科学育儿知识。
　　16.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化。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召开全国“两基”工作总结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会议。推动各地落实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的各项工作。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继续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制度。通过多种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建立落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机制。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17.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大体相当。鼓励普通高中学校办出特色，探索区域高中多样化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的模式和办法。加快建立和实施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18.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编制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加快完善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深化校企合作、产教结合，加强行业指导。研究制定推进集团化办学意见，支持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统筹管理和综合协调。研制高等职业教育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推进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基础能力建设（二期）、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和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深入实施国家示范性职业学校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积极推进东西部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办好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
　　19.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发展。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指导直属高校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落实“十二五”期间高校设置意见。启动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继续深入推进共建工作。优化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结构，普通本专科新增招生计划重点向中西部地区高校、民办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倾斜。探索博士生招生计划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办法。组织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调整学位授权体系结构布局，组织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20.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加快推进“探索开放大学建设”重大教育改革项目。加快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推进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继续教育改革和资源开放。印发关于推进社区教育的意见，开展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试点和“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积极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加强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推进终身学习、考试与评价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深入开展继续教育课程认证、学分积累和转换试点。
　　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21.健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启动研制基础教育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启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验。做好义务教育教材的修订和审查工作，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进一步提高教材的质量和水平。组织实施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工作。公正、科学评价学生。
　　22.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制订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和改革方案，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统筹协调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研究制订职业院校专业标准。修订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实施“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建立和完善学校、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落实职业院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
　　23.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加强教学投入与管理。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程”，研究制订本科各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有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开展本科专业综合改革，建设国家精品开放课程。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建设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公共信息服务和管理网络平台。继续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和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法律人才等教育培养计划。推进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全科医生培养。积极探索文化艺术人才培养改革，启动实施卓越农林人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等教育培养计划。稳步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改进和加强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评估。推进工程教育、医学教育专业认证。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积极推进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定期分析制度。
　　24.提升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加强基础和前沿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探索高校协同创新模式，推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实施高校“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积极组织高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推动科教结合，实施高校创新行动计划，完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落实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落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和经费管理的意见，完善科研评价机制。
　　25.全面加强体育。深入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落实《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加强监督检查。保护学生视力。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高校新生体质测试公告制度。制定加强大学体育工作、健康教育工作的文件。举办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国防教育指导纲要。
　　26.全面加强艺术教育。落实《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11-2020年）》。修订义务教育学校音乐、美术教学器材配备目录。研究制定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推进高校音乐学、美术学（师范教育类）本科专业教学改革试点。继续组织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组织好全国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27.着力提高教师素质。筹备召开全国教师大会。研制教师队伍建设“十二五”规划指导意见。贯彻落实高校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将师德作为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绩效考核、职务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内容。实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启动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扩大实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和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印发幼儿园、小学、中学教师专业标准。稳妥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启动统一城乡教师职务及编制标准工作，探索农村学校实行班师比核编办法。研究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职称）系列及评聘办法。研究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印发《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和校长能力提升计划。扩大免费师范生计划，鼓励地方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以农村教师为重点，精心组织实施“国培计划”。推动中小学教师、校长全员培训。扩大“特岗计划”实施范围，建立中央补助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加大对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配合做好“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实施工作。
　　28.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研究制定《中小学教学信息化指导纲要》。印发实施关于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制定“中国数字教育2020行动计划”。实施“优质数字教育建设与共享行动”、“学校信息化建设与提升行动”、“教育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等专项计划。推进地方教育信息化建设。
　　29.加强语言文字工作。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发布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开展普通话审音工作。制定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加强语言生活监测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切实推进“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建设。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五、促进教育公平，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
　　30.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以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集中实施一批教育民生工程。制订实施《教育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积极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继续实施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对中职学生给予生活费、交通费等特殊补贴。与相关部委合作加强涉农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开展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实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推动组织发达地区教师到农村服务。继续实施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探索建立农村教师特殊津贴制度。
　　31.加强民族教育。落实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民族教育发展的决定》。大力加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进一步加大教育援藏、援疆工作力度。办好内地西藏班、新疆高中班和西藏、新疆中职班。抓好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加大民族地区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适当扩大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规模。继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启动少数民族高端人才计划。稳妥推进双语教育。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32.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制定普通学校接受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九年义务教育攻坚计划”。继续推进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继续推进“医教结合”试点。加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审议印发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组织编写特殊教育各学科教材。
　　33.完善国家助学体系。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认真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和免学费政策。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组织实施好普通高校国家资助政策。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机制。加强对资助政策落实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4.着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基层、中小企业就业。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好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项目。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特设岗位计划”。做好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工作。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全面推广“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采取“一对一”帮扶等有效办法，做好困难学生就业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强化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