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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金涛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越来越重要，法律、社会、群众对检察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体制及主客观的原因，检察机关人员呈老化趋势，检察官是减多增少，许多基层院检察官青黄不接，出现了“人才饥荒”，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检察事业的发展，检察官断档问题成为了基层院检察工作与队伍建设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何缓解基层检察官断档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基层检察官现状
　　检察官断档问题在基层院体现得尤为突出。景县院现有检察专项编制71人，实有干警和职工64人，其中检察员23人，占全院在职干警的36%，占编制人数的32%，从职务分类上看，一线办案力量不足，后继乏人。23名检察员中，正、副检察长和党组成员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2%，检委会委员9人占39%，除去正副检察长和在综合部门工作的检察官外，实际在办案一线的检察官只有5、6人，检察官队伍青黄不接，人员断档严重；从学历层次上看，具有研究生学历的2人，本科学历50人，专科学历12人，人员整体专业素质不高，许多人不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法律专家、计算机、司法会计、文秘等专业人才极缺，检察工作的发展受到相应的制约。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门槛设置过高，难进人。一是司法考试难过关。2002年国家开始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使检察官准入“门槛”加高不少，司法考试成了当检察官无条件的选择，这使得大量的检察人员只能通过司法考试来获得初任检察官资格。但通过几年来司法考试的情况来看，考试难度较大，考题涉及面广，非检察官人员素质一时还难以提高，因此检察机关过关的人数很少，这就使得许多检察人员对司法考试有畏难情绪，想考又怕考，信心不大，有的考了几年不过后就干脆放弃了继续报考。景县院2002年以来先后有40人参加司法考试，只有12人通过考试，在这全市来说已是通过率最高的；二是检察专项编制与实际需要矛盾突出。由于专项编制少，想靠自然减员来解决编制问题很难，这样就导致我们急需的计算机、调研等人才进不来，即使进来了也难以解决正式身份。
　　(二)管理机制不活，难用人。一是检察机关没有干部的任免决定权和管理权，干警的职级职务及升迁任免主要还是地方党委说了算，这就造成了用人上的难度。如有的地方不按《检察官法》的规定办事，在用人和进人上存在随意性，不讲进人条件，把检察院当成一个级别较高的行政单位，优先照顾安置一些行政干部和军转干部，难以保证人员的专业素质。有的地方把检察官按照一般干部对待，办理提前退休或退养手续，不注意检察官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在机构改革中，搞年龄“一刀切”，使一大批50岁左右、有一定办案经验和法律娴熟的检察官提前离岗或退休，造成检察人才流失。二是现行检察官管理方式和检察工作模式有问题。检察业务工作长期沿用行政化运作模式，使检察人员混编混岗，检察官与非检察官职责划分不清，检察官承担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或被安排到非业务部门，造成检察官资源的浪费。三是干部的职级待遇不容乐观。检察机关职级待遇上虽说有文件明文规定，但下面一般难以执行到位，从而极大地影响了队伍的积极性。四是用人机制不活。各级在对检察官的选拔和使用上没有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很难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在对后备人才的管理上，检察系统和地方有些脱节，上级院与地方党委协商沟通的力度不大，在用人上没有很好地达成共识，形成条块分割。有的地方不顾检察机关实际，将行政干部硬性安排到检察院班子里，这样就使得检察机关的一些优秀人才得不到及时提拔使用，错过了成材的黄金期，极大地刺伤了检察干部的积极性和上进心。
　　（三）待遇保障不力，难留人。一是检察官的等级与待遇没有挂起钩来。《检察官法》实施以后，检察官等级评定多年，但等级津贴一直未得到落实，没有发挥检察官等级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两张皮，使检察官等级有名无实，激励作用不大。二是经费保障不足。地方经济困难，财政供给不足，往往形成吃不饱、饿不死的财政预算格局，检察机关形成了办案难、兑现难、运转难的“三难”局面，检察干警在办案的同时，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工作压力增大。三是福利待遇过低。检察机关对检察官的学历、综合能力和纪律等诸方面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享受的相应待遇却很低，工资、福利待遇、住房以及子女就业等与其他行业干部相比，相差甚远，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如主诉、主办检察官津贴、信访津贴、机要密码保密津贴和监所干部生活补助费等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有相当一部分干警产生心理失衡，待遇跟不上，势必导致干警不安心本职，有的家属子女下岗，迫于生活压力搞第二职业，有损检察队伍形象，影响公正执法。
　　（四）机关出口不畅，难出人。现在进人的渠道慢慢规范了，但出口却一直不畅，导致编制和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在在职的非检察人员大多不是法律科班出身，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在法律理论上先天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墨守成规，缺乏新思路和新方法，工作难以创新，并容易走弯路，导致工作成效不高。这部分人虽然不符合检察官条件，但没有辞退的理由和调出的途径，因此就导致不合适的人员出不去，急需的人才又进不来，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的发展。
　　三、几点建议
　　（一）疏通出口，确保队伍素质。在继续把好进人关的同时，要积极疏通出口，对那些没有检察官资格或不适应检察院工作的人员，要争取组织人事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尽量想法调济到其它部门工作，亦可在政法内部交流使用，做到既不挫伤干部积极性，又给了干部一个出路。
　　（二）强化学习，向内挖掘潜力。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积极挖掘基层院内部潜力，使司法考试有明显效果。一是奖惩促学。对没有检察官资格和没有学历的干警，要积极鼓励他们参加学习和考试，要制订合理的人性化的工作学习计划，统筹安排工作，保证他们有学习和考试时间，同时，要制订奖惩政策，并做到坚决兑现。二是送出去学。对在岗干警，除轮流让他们参加各级业务培训和学习外，也可以采取上挂下派的方式，将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干警送到有关省市县院跟班办案和学习，不断培养新人，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三是在实战中学。结合实际办案，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类型的业务培训班、专题讲座会、案件讨论会、案情分析会等，真正将学习与实际办案相结合，有的放矢，从而提高学习效果，缩短学习周期。
　　（三）从优待警，调动干警积极性。一是要在政治上关心。上下两级院要加强与县委、组织人事部门的联系和协商，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尽量在用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上级院要积极为下级院撑腰说话，把好干部使用关，努力解决干警职级职务待遇。同时，要认真依法落实检察官退休、辞职等政策，不得以任何形式办理提前退休和停薪留职等手续，珍惜检察人才，真正使检察机关干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保证队伍的稳定性、积极性和战斗力。二是要在经济上倾斜。要把检察官等级与干警职级待遇和经济待遇挂起钩来，形成政策激励。同时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在财政供给上，尽量满足检察机关办案和办公经费，切实落实检察干警政策性待遇，解决干警后顾之忧。
　　（四）创新机制，增强队伍活力。一是要创新用人机制。要建立动态后备干部和专业干部人才信息库，全省、全市人才资源共享，检察系统内部人才交流使用，上挂下派，大胆破格使用，以激励促人，以事业留人，提高队伍整体专业水平，促进整个检察队伍活力。二是要创新管理机制。积极探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现有管理体制，争取做到人权、财权由上级检察机关统一管理。三是改革检察机关用人机制。首先，上级检察机关必须拥有干部的使用调配权，这有利于检察干部的成长，有利于检察事业的发展。其次，要实行公开选拔制度。可以拿出一定数量的检察官职位，包括副职以下职位，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符合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的人选。第三，应建立检察官遴选制度。上级检察院补充检察官可从下级检察院遴选，高级检察官可更多地从基层检察官、办案一线检察官中遴选，这就为基层检察院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阔的道路，也使优秀的检察官在事业发展上有奔头。第四，在后备干部的使用上，可以在全省或全市检察系统范围内统一使用，下级院优秀后备人才可以选拔到上级院工作，上级院的班子和科室负责人缺额，可以在下级院后备干部中进行竞争选拔，使检察机关形成良性的用人机制，从而有效促进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和检察事业的发展。
销售商广告欺诈，消费者能否行使撤销和索赔权？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检察院 罗春生 曾宪清

　　[案情]：胡某一直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家庭轿车，2003年9月下旬，胡某看到长城汽车公司在当地知名的晚报上发布的汽车降价广告。宣称该公司的某款家庭轿车从2003年10月1日为迎接国庆，降价销售，原价103600元，现价99900元，正欲购买家庭轿车的胡某看后颇为心动，遂到长城汽车公司办事处进行洽谈，2003年10月6日胡某以999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该款的家庭轿车。后胡某从朋友处无意中了解到，早在2003年10月1日之前，其所购的该款家庭轿车在同一知名晚报中所作广告中的售价就是99900元，胡某遂以销售商长城汽车公司存在广告欺诈，向该长城汽车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而公司负责人以广告不存在欺诈，系胡某误解了广告的内容为由拒绝赔付，胡某遂于2004年1月底将长城汽车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由长城汽车公司赔偿该家庭轿车一倍的损失99900元。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长城汽车公司存在利用广告进行价格欺诈没有异议，但对胡某能否要求撤销买卖合同并由长城汽车公司赔偿壹倍的价格损失，合议庭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即“知悉真情权”，利用欺诈性的价格广告，使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的真实价格的知情权遭到损害，因此销售商承担的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胡某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被告以价格欺诈的广告宣传，使原告胡某基于对被告的特殊信赖而订立了购买家庭轿车的合同，所以被告在缔约合同过程中故意违反了先合同义务，在得知被告的欺诈为后，原告提出撤销合同并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请求偿的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支持。


　　[分析]：笔者赞同第二中观点，本案被告长城汽车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理由如下：1、我国《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时所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所谓先合同义务，是自缔约人双方为签订合同而互相接触磋商开始逐渐产生的注意义务，包括互相协助、互相保护、互相通知、诚实信用等义务，这些义务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方面：（1）先合同义务的违反。这是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首要条件和前提，如果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对方当事人出于恶意，违反自己的信用，基于双方的信用关系而有所付出的善意一方将要遭受损失，这种损失的发生对信用的违反违背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2）缔约过程中过失的存在。其实质上是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两部分。这里所谓“过失”，其实应该是“过错”之意。缔约过失责任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为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即具有一定的可责之处。所以缔约上过失责任属于过错责任而非无过错责任。（3）损失的存在。在缔约过程中，缔约一方的过失行为给缔约他方造成了损失，这种损失表现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4）因果关系。指一方当事人的过错与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即缔约他方的损失是缔约过错行为造成的。　2、本案中被告长城汽车公司所做的广告内容确定，符合要约的规定，应视为要约，对被告应具有约束力。原告胡某购买了被告的家庭轿车则应为承诺，此时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而双方在缔结合同过程中，被告明显构成价格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所订立的合同。所以原告胡某可依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可以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由被告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故胡某提出的撤销合同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