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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与通城县进出口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咸民初字第37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鄂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网络电子商务的开展，给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在网络中被泄露出去，企业可采取划分资料密级、设定员工权限；商业秘密交专人管理，定岗定责；对涉密计算机进行物理隔离并采取技术措施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对员工使用网络的情况进行监控等手段进行保护。

三、基本案情
原告进出口公司为了开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从1998年8月开始，即在中国电子商务中心、美国商务网、阿里巴巴网、中国出口产品网、机电产品网等互联网站上发布广告，并在咸宁热线、环球资源网站先后申办了三个电子邮箱，用以接受海外买家的电子邮件，为此耗费了大量资金。经过多年经营，进出口公司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海外客户群体、货物技术、数据情报、信息资料。
1999年4月10日，进出口公司通过其设在咸宁热线的邮箱，与美国的ASMC公司的Martin Field进行联系，开展进出口贸易。之后，双方收发了大量的电子邮件，多次寄送样品、图纸、技术数据。从1999年4月至进出口公司起诉时止，进出口公司与ASMC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出口云母约100吨，价值约90万美元。为了防止电子邮件被窃取和遗失，进出口公司制定了保密制度，对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客户资源、订货信息等采取了保密措施，指定了专人管理。2000年4月，进出口还制定了《网络贸易管理制度及奖惩规定》。
1998年8月，被告徐某进入进出口公司，并一直工作至2003年2月后离职。其间，徐某一直负责进出口公司计算机局域网的主机管理、操作以及云母、胶带等绝缘材料的国际进出口业务。同时，徐某还负责管理公司的主机密码和三个电子邮箱密码。
2001年12月12日至2002年1月14日，徐某将收到ASMC公司用电子邮件发送的三份订货订单，直接交给平安公司，并为该三份订单制作了相关出口贸易的出口报关委托书和海运出口委托书。徐某还另发邮件给ASMC公司的山姆布兰德，要求将下给进出口公司的两张订单，直接下给平安公司。南非的Sirco公司在网络上搜寻到进出口公司的广告以后，向进出口公司在咸宁热线网的邮箱上询盘，并于2003年2月11日就订购20PVC绝缘胶带向徐某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徐某将形式发票寄给该公司，该公司确认后再开具信用证。次日，徐某制作了收货人为Sirco公司，出口方为平安公司的形式发票，并完成了37500卷PVC胶带的出口。徐某还以同样的方式给印度客户Vivek-kabra制作了出口方为平安公司的形式发票。
后进出口公司以徐某、平安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查明，至2003年3月法院采取证据保全为止，徐某使用了进出口公司9家海外云母产品订货信息、10家海外砂纸订货信息、1家手套产品订货信息、1家胶带产品订货信息，并已将其中7家披露给平安公司等单位使用，共同谋取直接利润24万余元。

四、法院审理
咸宁市中院认为，进出口公司为了开展网络贸易，通过在网上制作产品广告、展示自己的产品，从而获得相应的邮件信息、客户资料、订货信息等经营信息，并为此耗费了大量资金。该经营信息经进出口公司使用后，已为其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进出口公司亦对该经营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他人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因此，该经营信息已成为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徐某作为进出口公司的员工，未能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却利用工作之便，将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直接披露给平安公司等企业使用，从中牟取利益，直接造成进出口公司的经济损失。平安公司在明知徐某窃取进出口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却获取并使用该商业秘密进行贸易，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徐某、平安公司的上述行为共同侵犯了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徐某应对其给进出口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平安公司对其应负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徐某、平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不得继续使用截留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徐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进出口公司直接经济损失248271.80元。平安公司对其中的171046.33元负连带赔偿责任。
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上诉人并无侵犯进出口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原审认定事实有明显错误，本案所涉的五份美国ASMC公司订单，以及南非Sirco公司订单均系对方直接下给平安公司，而非上诉人将订单修改后下给平安公司的，而印度、新加坡等客户的订单亦与进出口公司无关；原审所判的赔偿数额没有依据。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
进出口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平安公司则表示完全同意徐某的上诉意见，且平安公司也没用侵犯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故请求撤销原判。
湖北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
对于上诉人徐某称原审认定的ASMC公司相关五份订单，以及南非、印度等公司订单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法院经审查认为，直到2003年3月，ASMC公司尚不知平安公司的联系方式和电邮地址。ASMC公司一直以为其是在与进出口公司做进出口贸易，而联系人是徐某，且其只能通过徐某进行交易，因为徐某代表了进出口公司。据此可以认定该五份ASMC公司的订单系ASMC公司欲通过徐某同进出口公司进行交易，而徐某却私自将这五份订单交给了平安公司；南非Sirco公司的询盘信息属于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且Sirco公司在进行交易时，以为是与以徐某为联系人的进出口公司进行网上贸易。但徐某将此信息在未告知进出口公司的情况下，直接披露给了平安公司；而印度客户于2002年5月22日和2002年9月27日向进出口公司的相关电邮信箱发出了二份电邮，该二份电邮内容载明：该客户的本意是要同进出口公司进行网上进出口贸易，此笔业务应属于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徐某却将此笔业务又直接交给了平安公司。其他几个客户也与上述三个客户情况相同。故徐某上诉所称本案所涉ASMC公司相关五份订单，南非Sirco公司的相关订单系对方直接下给平安公司的；以及印度、澳大利亚客户的订单与进出口公司无关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进出口公司为了开展网络贸易，耗费了大量资金，在网上制作产品广告、展示产品等，从而获得了相应的邮件信息、客户资料、订货信息等经营信息。尽管他人一般也能够在网上了解到一些公开的信息，但在获得该信息后，分别与客户之间进行的交易、磋商、固定的跟踪服务行为，产品的供应价格、供应标准情况及销售服务手段、操作规范等经营信息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知悉，他人也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本案中，进出口公司利用其掌握的经营信息开展了进出口业务。从1999年4月至进出口公司起诉时止，该公司与美国ASMC公司成交的出口贸易额达90万美元，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见，上述经营信息能为进出口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具有经济使用价值，具有实用性；同时，进出口公司对该经营信息采取的保密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进出口公司的上述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
徐某在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明知进出口公司于2000年2月就已制定了《网络贸易管理制度及奖惩规定》，对员工明确提出了保密要求；且其本人与进出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以附件的形式专门约定了保密义务。但徐某却利用工作之便，从进出口公司的三个邮箱中窃取了大量的邮件信息、客户资料、客户订货等经营信息，并将购货订单直接披露给平安公司等企业，且直接制作了出口报关委托书、出口形式发票等，从中牟取利益，造成了进出口公司的经济损失。平安公司在明知徐某窃取进出口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下，获取并使用该商业秘密进行贸易，牟取不正当利益，徐某与平安公司的行为均已构成对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侵犯，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徐某上诉称原审判决其承担的经济赔偿数额错误。但经法院组织对帐，徐某无法对上诉状中所列的数额说明来源，对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徐某获利部分无法查清，被上诉人进出口公司损失的计算依据不足等情况，法院根据云母厂的平均利润、国家退税、财政补贴、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持续的时间及主观恶性的大小、以及进出口公司与徐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相关竞业禁止条款欠完善等诸多情况，综合酌定徐某赔偿进出口公司直接经济损失191046.33元，平安公司对其中的171046.33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湖北省高院判决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徐某、平安公司立即停止侵权，不得继续使用、截留进出口公司的商业秘密）及案件受理费部分；变更原判第二项为徐某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进出口公司经济损失191046.33元，平安公司对其中的171046.33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进出口公司以开展网络贸易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为防止信息被他人窃取，公司制定了保密制度，对电子邮箱、邮件、客户资料等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还指定由专人进行管理，但最终还是防不胜防，被内部员工盗取了公司的商业秘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以电子商务的方式开展贸易，但这也给商业秘密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最常见的通过网络侵犯商业秘密方式是电子邮件，其次是即时聊天、传输工具，以及BBS方式、新闻组和远程登录方式等。那么，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保障自己的网络安全，保障自己的商业秘密不从网络上泄露出去呢？
（1）划分资料密级、员工权限。企业应具体考虑员工的不同岗位给予其不同的权限，并将不同密级的资料信息设置不同的解密方式，使员工只能接触到自己工作中所需的信息，无法获得自己无权接触的密级资料信息。
（2）商业秘密专人管理，定岗定责。企业应将包含商业秘密的电子邮箱、语音信箱等安排由专人负责，密码仅由负责人知晓，以严防商业秘密的外泄。同时，在发生责任事故时，也能更容易找到负责人，防止员工间的责任推卸。
（3）对涉密计算机进行物理隔离并采取技术措施加强网络安全保护。如今许多的黑客都会使用远程登录的方式进入企业的计算机系统内盗取信息，因而最安全的方式是将涉密计算机不连入外部网络。一定得入网的计算机，则应采取包括设立识别码、密码认证、防火墙，安装监控程序，使不同安全级别的网络或信息媒介不能相互访问等措施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4）对员工使用网络的情况进行监控。企业高管可安装监控程序监督员工使用网络的情况。但应注意的是，企业必须在此之前明确的告知员工将采取此种手段（防止员工不满，或引起相关法律问题），并告知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在企业的设备中不允许从事私人活动，企业将监视员工在网络中传输的信息，包括电子邮件、即时聊天设备等。
（5）对对外传输的信息，采取加密认证措施。对于必须通过网络传输的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文档时，企业可通过使用加密程序，要求信息获取中必须享有解密的“密钥”方可取得该信息，从而防止商业秘密信息被不法人士所获取，或由于员工的疏漏、错发而外泄。
另外，企业还可采取安装软件，对受控子网或主机的访问权限和信息流向实现单向或双向控制；安装网络扫描监测系统以对付电脑黑客的入侵；禁止员工擅自下载、安装与工作无关的程序，以防无意间安装了间谍软件等手段，保护企业在网络环境下的商业秘密安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上市公司监督机制中的关系

沈诚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

摘 要
董事会职能分化产生了强化公司内部监管的客观要求，在很难改变董事会和监事会平行关系的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引入独立董事来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二元制治理结构下的新实践和独立董事、监事会兼容互补的关系，分别从制度上和功能上保证了两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公司治理结构。针对两种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冲突，建议从统一价值取向、区分职能范围和合理定位职能三方面进行协调。

关键字：公司治理，独立董事，监事会

Abstract
China has already transplanted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regime to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side a corporation, which is also a worldwide direction with the functioning separa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functioning complement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theoretically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coexistence under on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some civil law countries like Japan also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to China. The reconcili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migh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improvements: firstly, to unify value orientation; second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functions; finally, to specify the powers.

Key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pendent director, board of supervisors

1.问题的提出
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境内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2002年1月9日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又规定了董事会设立审计、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和增加独立董事的有关条款。按照有关规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互相重叠，出于“搭便车”的心理，两个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有可能将仅存的一些监督绩效降低为零 。随着这些制度安排在上市公司的大范围推广，我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如何安排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下的专业委员会的问题 。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不是一种完全代替关系，而是各有长短，经过相互协调和配合，两者可以长期并存。当然如果上述问题久拖不决将会使低效的监督方式“制度化”，甚至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 。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理清两者在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中的关系，进而协调两者相互之间的“制度摩擦”，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1）通过对独立董事否定派两条理论的再探讨，揭示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上具备共存的基础；（2）通过比较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制度构成上的重大不同，进一步说明两者并非完全可以替代；（3）通过相关法规的比较，认识两种制度在当前已经或可能产生的冲突；（4）对两者的协调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2.对两条反对移植独立董事制度的理由的再探讨

2.1 股权结构是我国引进独立董事不可逾越的天险？
我国上市公司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历来是反对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具体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在英美行之有效的基础是其上市公司的股权规范而且分散，将独立董事制度搬进股权集中的中国，由不流通的控股股东们请来的独立董事难以发挥作用，也无法代表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张维迎，2001）。我们对类似理论稍加归纳发现其中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独立董事制度诞生于股权分散的环境，因而对股权集中的环境有先天的不适应性；而第二层意思想说明，即使强行引进了该制度，股权集中的环境也不能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针对上述第一层含义，首先，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错将独立董事制度视为一种单独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错误地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套用到独立董事制度上来。目前只存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模式（outside system）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模式（inside system）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独立董事制度不过是外部治理模式的一个下位概念，确切地说是在外部治理模式下对经营层监督机制的修正。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外部治理模式与分散的股权结构相适应，内部治理模式与集中的股权结构相适应，但并不能就以此认定独立董事制度与相对集中的股权集中具有先天性的不适应性。
其次，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没有理解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真正原因。美国之所以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正是基于公司被“内部人控制”的客观事实 。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的背后同样是“内部人控制”在捣鬼。有学者特别提出“我国所谓的内部人控制与美国公开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涵义是不同的” ，也有人将其细分为“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和“一股独大下的内部人控制” 。但两者在表面上至少都表现为董事会独立性不强而致使大部分股东的权益未得到有力保障。既然独立董事制度在解决“内部人控制”方面具有独特功效，而该问题在我国公司中也普遍存在，那么尝试独立董事制度至少是一种有意的探索 。
针对上述理论的第二层含义，笔者也同意，在当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 ，且股东大会决议通常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情况下，很难确保独立董事的选任能摆脱控股股东的操纵。但这只是独立董事具体任免机制的问题，而并非整个制度的缺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累计投票权等制度在股东会决策过程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控股股东对独立董事选任的过分控制。若仅仅因此否定了整个制度的可行性，是否有点因噎废食了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较集中的股权结构并不构成反对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阻碍性因素，相反，我国屡见不鲜的“内部人控制”确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理由。

2.2 “二元制治理结构”无独立董事容身之地？
除了股权结构以外，独立董事否定派还有一条“有力”的理由，他们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不同法系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不同法理基础上的公司监督机制，因此，它们不仅在制度上是不兼容的，在功能上也是重叠的 。”很明显，该观点同样包含两个分论点：第一，独立董事和我国既有的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的不可契合性；第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履行公司内部监管职能上重叠。就后一个而言，正是本文之后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任何新制度的移植都有可能产生和旧制度的排异现象，事实上，移植本身就暗含了新旧制度的磨合过程，因此只要这种冲突并非不可调和的就不应该成为反对新制度的依据。
第一个分论点的支持者动不动就搬出“大陆法系”、“一元制”这样的大词，笔者认为，这恰恰是陷入教条式思维的表现。他们的这种思维逻辑大体按如下方式展开：以日德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由于资本市场欠发达，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因此 “代理风险” 的解决主要依靠内部监管，为此就有必要在公司业务执行机关之外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经营执行权和监督权（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即上文提到过的“内部治理模式”，也常常被称为“一元制治理结构” ）。我国公司在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关的现实也表明在公司治理方面实行的是典型的“一元制结构”，所以应该由监事会单独行使监督权，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使董事会和监事会共同享有了监督权，因此从法理上是讲不过去的。
我们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认为是最典型的“一元制”。而笔者通过查阅介绍两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德国公司中被视为监督机关的监督委员会 除了掌握监督权外还享有部分决策权；日本公司中被视为业务执行机关的董事会同时拥有执行和监督两项职能 。这表明，所谓一元制模式下业务执行权和监督权须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并非是绝对的，甚至无论是业务执行权还是监督权都普遍地被两个机关同时享有。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股东大会下设的两个平行机关，这种结构和德国的垂直结构差别巨大 ，而更接近日本的公司制度安排。传统的大陆法系公司法通常对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不十分强调 ，而如上文所揭示的，日本的公司制度中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共享监督权，这种制度安排无疑对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日本一度也将董事会的职能概括为经营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一直到1981年才对商法做出修订，授予董事会监督董事业务执行活动的权力。目前，日本法学界已经将业务监督视为董事会的基本职能之一 。引起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会意思决定和业务执行两项职能事实上的分离。一方面，董事会具体业务的执行目前往往由个别董事或经营层进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公司经营越来越专业化，公司的经营层控制公司的能力越来越强，所谓由董事会的决议来决定公司的业务逐渐成为法律上规定的形式 。正是这种董事会职能的分化产生了强化监督的客观要求 。对此，德国将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平行关系改为垂直监督关系，而日本则选择了另一种路径，即增加董事会的内部监管职能。应该说，董事会职能分化现象是全球性的现象，根据学者的研究，我国同样存在明显的董事会分化现象 。在很难改变既有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授予董事会一定的内部监督职权来强化公司内部监督。但是，鉴于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严重，如果简单地授予其监督权力难免又形成“内部人”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监督力量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据此，笔者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完全可以成为增加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具体措施。事实上，证监会发布的《指导意见》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排斥监督权由不同机关共同行使，相反，董事会职能分化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而独立董事制度是增加董事会内部监管职能的可行模式。

3.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
证监会这两年不遗余力地在上市公司中推广独立董事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失灵状态 ，这也成为部分学者支持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基础。然而，仅仅因为现行监事会制度的失效还不足以说明引入独立董事的必要性，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监事会制度失效的直接应对应该是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措施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监事会在改善之后的职能和我们所预期的独立董事具备的职能是否重叠？或者说两种制度之间是否构成完全的替代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监事会和监事由于其基本权力的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取代独立董事的作用 ；另一方面，较之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在制度的构成上有许多重大不同或者说是具有其固有的优势。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并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兼容互补的，其互补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监督的程序和过程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对决议事项的表决权 ，此外，由于不是董事会的成员，监事往往无法享有与董事同样的知情权，对决策的内容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这种制度安排使监事会缺乏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有效监督手段 。监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事前否定董事会的决议，而只能通过事后审查的方式要求董事会和经理层更改决议或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监事会的主要职能在于检查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成果，纠正其中损害公司、职工和股东利益的做法，而不是向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有关经营的建议 。因此监事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的范畴。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可以通过表决权的行使直接对公司的决策过程形成有效的监督 。这种监督贯穿于决策过程的始终，表现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独立董事可以依靠在专业方面拥有的优势，对一项决策是否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预先判断，一旦发现问题还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效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将有关信息及时披露。独立董事在对公司业务决策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是监事会所不具备的，有学者也将其誉为“独立董事和监事在角色上的根本不同” 。

3.2 监督的性质和范围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监事的选任资格中不包括专业知识上的限制，因此他们不大可能对公司经营活动是否妥当进行有效监督。现行《公司法》仅要求监事会“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时候，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这充分表明了监事会对公司董事、经理行为的监督是以合法性为判断标准的。
相比之下，独立董事监督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公司整体和长久的获利能力 ，把公司的各种经营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独立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将其专业知识以及对市场的洞察体现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而决策的科学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排除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执行董事、经理层等内部人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独立董事的监督既包括合法与否的监督，更强调对公司经营决策是否妥当的监督 。例如《指导意见》规定，“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 ，在此过程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的认可一般是以妥当性为标准的。由此可见，独立董事侧重于对董事会决议的妥当性监督，而监事会则更侧重于对决议的合法性监督。

3.3 监督的落实和可操作性
独立董事与监事对比而言，其监督职能的行使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作用的发挥也更有法律保障。因为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按照我国《公司法》和《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可以任免高级管理人员 ，影响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 ，参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评估并确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金 。这种制度安排是对独立董事监督权有效行使的强有力保障。对比于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力度大，监管的范围明确，在权力制衡的范围、力度、成效等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与监事会的具体职权相比，实践中独立董事的职能也更具操作性。比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有提议召开临时的股东大会的权力 ，而独立董事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因此，就监督的有效性而言，独立董事较之于监事会有其明显的优势。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监督不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各有侧重、分工不同，当它们共存于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之内时，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实现功能上的互补，故可以长期并存。

4.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现实中的立法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