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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靠谁边站


夏立彬



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靠谁边站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陶大树，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泰顺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泰顺县三魁镇秀溪边村。
2001年2月7日6时40分左右，被告人陶大树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看到王某驾驶的三轮车里坐满了乘客，心里不舒服，便上前打王某三轮车车前的挡风玻璃，其手被玻璃刮伤。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100元，否则是就殴打王某，王某无奈只好拿出80元人民币给陶大树。
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间，被告人陶大树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殴打三轮车驾驶员或以殴打相威胁，先后有23次对11位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人民币10元、20元、50元不等，共计索取财物价值达3000余元。
{分歧意见}
　　对于陶大树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陶大树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是陶大树向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钱财，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客观上实施了以殴打相威胁等暴力行为，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陶大树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理由是陶大树在车站横行霸道，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的经营活动，是危害公共秩序性质的行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寻衅滋事罪与抢劫概念内涵的区别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财物拿走的行为。寻衅滋事罪是批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而刑法第293条第3项把“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因此，寻衅滋事之“强拿硬要”与抢劫中暴力胁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行为人都有可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都有可能采用一定的暴力、胁迫等方法，都有可能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等。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 “强拿硬要”的 寻衅滋事案件在定性上与抢劫极易混淆，要区分清楚“强拿硬要”是属于肆衅滋事，还是抢劫呢？应当依照犯罪构成要件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把握，从而准确地界定两罪的界限。
二、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界定标准
1、二者主观故意、犯罪目的不同。寻衅滋事( “强拿硬要” ) 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表现为寻求刺激、蓄意生事、挑衅社会，“强拿硬要”行为是寻衅滋事的方式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耍弄威风，追求精神上的刺激，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是次要目的，只是被作为寻衅公共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已。抢劫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表现为以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来占有财物。因此，占有财物才是其主要的、终极的目的，而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则被作为一种手段。
2、二者的犯罪客体、犯罪地点不同。寻衅滋事“强拿硬要”所侵害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表现为公然藐视法纪，向社会挑战，在公共场所以强制方法随意拿要他人的财物；抢劫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和公私财产权，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偏僻处所。抢劫的行为人在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时，一般顾忌被害人周围的人员，其不希望其抢劫行为被他人所见。而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不去顾忌被害人外周围的人员，他们看见与否均不影响其“强拿硬要”行为的实施。
3、二者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1)、占有财物的暴力强弱程度不同，寻衅滋事中“强拿硬要”，一般只用轻微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一般没有实施抢劫行为所要求的严重侵犯人身权利方法和以立即实施暴力为内容的胁迫方法以及与暴力方法强度相当的其他方法来索取财物，被害人还是可以反抗或求救，不会有致人重伤或死亡危险；而抢劫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较大，通常会使用凶器，使得被害人一般无法反抗，反抗则有重伤或死亡的危险。(2)、占有财物的目标数额不同，寻衅滋事中“强拿硬要”一般只是“小拿小要”；抢劫中“强拿硬要”则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财物为目的。(3)、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看，寻衅滋事“强拿硬要”的行为人与被害人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基本上是陌生的，被害人一般不知行为人的身份情况。　
　三、强拿硬要“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

本案的被告人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看到王某驾驶的三轮车里坐满了乘客，心里不舒服，便上前打王某三轮车车前的挡风玻璃，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无理取闹的行为，因手被玻璃刮伤而强行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是用蛮不讲理的手段来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是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表现。其于 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间，在车站殴打三轮车驾驶员或以殴打相威胁，先后有23次对11位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的经营活动，扰乱公共场所正常的秩序，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因此，被告人陶大树“强拿硬要”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2004年4月11日




“法务会计”折射我国社科学术界的浮夸风

于朝

【摘要】
我国一些学者，不了解中国司法会计专业发展情况，或者为了其他目的，鼓吹“法务会计”在我国法制、教育、时间等领域都是空白，并意图填补这些空白，借以充当“创始人或先驱者”。本文介绍了我国司法会计专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情况，举出10多个例子对“法务会计”一词得抛出、滥用及危害情况进行了说明，目的是为了整合司法会计研究力量，也防止因此而导致的司法会计实践的混乱，并借以引起我国社科界对学术腐败后果的关注：学术将解决明天的问题，学术腐败了，中华民族的明天怎么办？　
　　　
　　
【关键词】法务会计 司法会计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会计检查 司法鉴定 法庭科学 学术腐败 学术浮夸

　　学术界的浮夸风（有学者称“学术腐败现象”）已为众人所知，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们对此深恶痛绝。这不仅败坏学风，也导致学术界鱼目混珠，与我国正在倡导的建立创新性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学术界在揭露这一不良风气时，通常都是以剽窃、抄袭的个案为例，笔者则通过学术领域滥用“法务会计”一词的事实，透视学术界的浮夸之风，并给一些被误导的同行们提出几点仅供斟酌的建议。

一、我国司法会计的发展简述

我国于1954年引进“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大学课程，高教部将其列为法学专业选修课。后由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课程体系时，将这一课程定名为“司法会计”。基于法学专业的教学需要，80年代的主要政法院校中有学者开始研究司法会计学，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案件中涉及到司法会计鉴定，一些检察官也介入了该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带动了司法会计行业的形成和发展。1985年，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人员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并由此启动了我国司法会计的行业建设。该行业的建设反过来又影响了学术界，有些会计专业学者也介入该学科研究。

经过二十余年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互动，目前，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已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学术界：我国学者自主创立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列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题库。教育界：90年代就已有多名司法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已有多所大学开设司法会计本科专业（方向），司法会计课程按照我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分科理论分别设置。实务界：司法会计行业从无到有，不仅制定了一些制度和标准，专业人员的数量也已初具规模，主要分布在检察机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每年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案件有数万起，司法会计检查技术也已经普遍运用于各类诉讼案件。主管部门：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早在80年代就批准了“司法会计师”系列职称，即在会计师职称前冠以“司法”二字；1993年财政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发文，就司法会计人员参与会计师职称考试作了特殊安排。

然而，上世纪末出现的“法务会计”一词，似乎否定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取得的上述成就。

二、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的抛出过程

“司法会计”一词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司法（诉讼）活动中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活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Forensic Accounting，即法庭会计，其意是为法庭提供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服务。两者本质上属于同义词，因诉讼法律和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称谓。

日语中，将Forensic Accounting（法庭会计）翻译为“法????”或“法????士”。上世纪末有研究日本会计学（审计学）背景的知名学者发表文章时使用了这一称谓。之后这一称谓开始在我国会计学界流行，并引发“法务会计”研究热。

“法务会计”一词在会计学界的“流行”主要基于下列两个事件：

事件一：把国外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表述成“法务会计”理论结构，形成我国没有“法务会计”理论的假象。司法会计学硕士课程体系中，除司法会计课程外，还需要开设会计本科教学中一般不包含的税收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保险赔偿理算、海损事故理算、物价会计、基金会计等课程，以方便学生研习司法会计学专业课程。有学者却将这一课程体系“翻译”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把司法会计排在了“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最后一部分，导致一些会计学者、研究生们误认为“法务会计理论在我国仍然是空白”，盲目“跟进”，争先填补这一理论“空白”。事实上，我国已将司法会计学分为了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三个基本分支，在专业教学方面，除了开设这些司法会计学课程外，也开设会计学本科通常不设置的一些相关专业课程。国外的硕士课程体系对我国同专业硕士课程的设置会有借鉴意义，但如果把课程体系“翻译”为理论结构（或专业分类）显然就错位了。这一错位使得后来一些研究“法务会计”的学者误入歧途。

事件二：利用日语中的“法务会计”一词，来介绍英美法系国家法庭会计情况，这样一来，国内似乎又出现了“法务会计”教育、实践方面的“空白”。Forensic Accounting的准确翻译应当是法庭会计师（或司法会计师）。英美法系国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法庭会计师不免会站在执业角度介绍Forensic Accounting的定义和活动范围（包括诉讼支持和会计调查），这本来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差异。然而，有学者“绕道日本”借来“法务会计”一词（并不介绍日本的“法务会计”），而嫁接取代“法庭会计”，一些学者误认为我国还没有这一事业，因而纷纷谏言，建议我国启动“法务会计”专业，建立法务会计制度、标准。但实际情况正如前文所述，我国不仅在教育、实践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一些本领域制度、标准也早已显现雏形。从我国学术界高高的外语门槛看，我们不应该怀疑学者们的英语水平，但本来可以直接翻译（且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却硬是借助日语来翻译为不符合英文原意的名词，其原因实在令人费解，似乎与学术界近年来出国“找漏”的风气有关，但此类张冠李戴的文章却因“名人效应”而被后来涌出的几十篇“法务会计”文章所引用或抄袭。

笔者追踪“法务会计”的文字成果发现，一些使用“法务会计”一词的学者们，自己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司法会计事业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却都志在“填补我国的空白”。但我国司法会计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学科体系研究、实务理论研究，还是大学教育（含研究生教育）、司法实践都已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真空”，因而学者们所谈“空白”也只能理解为闭门造车的结果。

笔者并不想对哪些人说三道四，所担心的只是社科界个别著名学者的所为，可能会凭空增添更多的“空白”，这不仅白白浪费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对学术界、教育界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三、“法务会计研究”硕果累累的背后与代价

从著名学者发表“法务会计”文章至今8年的时间里，我国仅从刊物上发表的“法务会计”文章已近200篇，这还不算有关学术会议、学位论文以及专业书籍。仅从文章数量看，已经远远大于司法会计学前20年发表文章的总和，真可谓“硕果累累”。

笔者考察发现，这些文章中除少量介绍国外司法会计（法庭会计）理论、教育、实务情况或重复研究司法会计学理论外，大量的是抄袭或“移植”而成。已发表的文章内容多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借用“法务会计”一词介绍或解释国外的“法庭会计”定义（为法庭服务或向法庭提供证据），并以此类定义、或国外硕士课程结构、或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为依据，推定有关“法务会计”的内容、目标、假定、原则、主体范围等；二是，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司法鉴定操作上的差异，寻找“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的异同；三是，呼吁我国建立“法务会计”制度、规则、教育体系以及发展“法务会计”行业。在如此狭小的“课题”范围内发表如此多的文章，何以能成功，昭然若揭。

笔者从亲身的阅历中，发现学术上的浮夸风对学术研究、教育等已造成令人吃惊的不良影响。这里仅从文不对题的“法务会计”研究及其代价中举出一些事例，希望能够引起社科学术界对浮夸风的进一步关注。

例1：“法务会计”文献所引用的英文名称均为forensic accounting，但该词无论是英语辞典还是英汉词典的解释，都是“为法庭服务（向法庭提供支持）的会计”——即“法庭会计”。这个名词，司法会计学界都熟悉。因该称谓与Judicial accounting（司法会计）同义，国内也有人直接翻译为“司法会计”。例如湖南大学司法会计学课程的英文名称就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一些学者们却硬是换一个日语名词来“填补我国理论、教育和实践的空白”，从社科研究角度讲这是十分荒唐的。当然，学术界确实有学者被称为“法务会计学创始人”或“先驱者”，这也许能对此类现象的产生原因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