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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调查

新农村建设是提高我国农村地区整体水平的重要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试通过对我县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分析其特点、原因，提出预防对策，以期更有效地惩防犯罪，促进新农村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的基本情况
据调查，从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我县检察机关立查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57件59人，其中涉及新农村建设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达21件21人，各占案件总数和涉案人数的36.8%和35.6%，其中贪污案5宗，受贿案16宗，平均每年有4宗4人左右，案件所属领域都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领域，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收等。
二、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1、案件来源以举报为主，窝串案多。在所查处的21宗案件中，通过举报获取线索的有12宗，自行发现的有8宗，上级检察机关交办的有1宗。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是这些职务犯罪的发生严重地侵害了农村广大群众切实的自身利益，使群众孰不可忍，自发举报；二是窝串案多，有11宗，占52.3%。我们在查办案件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牵连出来的人员多达4人。如2003年1月，我们通过查处安流镇万塘村委书记陈某某的经济案件，牵出了安流镇主管国土的原副镇长范某某、原国土所长陈某某、国土局原会计曾某某、地籍股原副股长陈某某贪污受贿的系列窝串案。
2、受贿案件占较大比重，贪污案件次之。在21宗案件中，受贿案件16宗，占76.2%，贪污案件5宗。有关单位、部门在工作制度等方面尽管存在监督不力，制度不健全等情形，但相对而言，近年来这二方面有所改观，尤其财务制度日愈完善，想贪污公款已难得逞。因此，贪污案件相对就少了。
3、案件多发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土地征收领域次之。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贪污赂犯罪案件也多发于该领域，而且以贿赂犯罪案件为主，形式多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包工头的贿赂。
4、在犯罪嫌疑人身份方面，以乡镇站所工作人员为主。在21宗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乡镇站所工作人员有14人，占66.7%，县级以上单位工作人员5人，占23.8%，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各1人。
5、作案手段单一。在这21宗贪污贿赂案件中，受贿的方式主要是直接收受包工头的财物，贪污的方式是单一的伪造单据进行虚报，作案手段比较简单，对侦查机关来说，比较容易查证。
三、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易发的原因
1、思想蜕变是根源。所查处的涉案人员几乎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不注重学习，特别是不注重政治学习，对学习马虎应付，流于形式，教育效果微乎其微，不注重自己“三观”改造，没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歪风邪气乘虚而入，导致价值观念扭曲，思想蜕变，贪欲膨胀，加上新农村建设点多面广、建设周期长，工作清苦，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耐不住清贫，经不起金钱、物质的诱惑，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动机也就随之产生，把新农村建设当成是自己发财，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不惜铤而走险，在利益的诱惑之下，大肆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
2、法律意识淡薄是主因。通过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就是涉案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受法律教育非常有限，法律意识相当淡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侥幸心理严重，这些人错误地认为收受他人钱物、侵吞款物不易被政法机关查处，能蒙混过关。这些人在悔过中，基本上都谈到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贪欲强，所以才走上犯罪道路。
3、体制、机制不健全、不规范是诱因。当前社会体制转轨，结构调整、旧体制并存，县级以上的体制、机制已经不断规范、健全，但在镇、村二级，规范体系就不那么健全，制度的执行也可能出现走样。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上级逐渐放权，随着政策的倾斜，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等行为随之孳生蔓延。一些不法分子为达到他们的商业目的，采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部门领导干部和主管人员，纷纷以各种名目向他们行贿。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在土地征收、清理过程中，利用自身的权力和各种便利，采用虚假方式，进行贪污，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4、监督乏力、不到位是重因。一是对“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查处的21人中， “一把手”就有16人之多，占76.2%，这些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及村一级工作人员中的“一把手”往往是集领导决策权、人权、物权于一身，而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其家长作风严重，个人说了算，这些人员在自身政治思想不过硬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经济问题。
四、遏制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
1、加强教育，提高免疫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一程度的冲击，宗旨意识动摇，有不少党员干部将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他们往往趋利而行。因此，加强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免疫力尤为必要。一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结合实际，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正确政治方向，防止理想动摇、信念滑坡；抓好从政道德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二要加强作风纪律教育。广泛开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学习教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大力倡导和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三要加强党纪国法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四要加强警示教育。运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进行教育、到监狱现身说法等措施，有针对性地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让其亲自体验到贪污贿赂犯罪对人、对己、对国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从而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2、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压缩犯罪空间。一是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对新农村建设中各类工程的招投标环节、施工环节、项目变更环节、物资采购环节、资金支付等重要环节，都要严格按照程序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增加透明度，加强跟踪监督，杜绝暗箱操作，从根本上遏制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二是严格落实质量检查制度。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做到每个环节、步骤都有监督，确保质量。特别是镇村公路的建设，由于远离城市，交通不便，条件艰苦，要防止质量监督流于形式，防止劣质工程的产生。三是建立科学的资金管理机制。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建立国家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办法，由财政集中支付，减少中间支付资金环节；建立资金使用巡查机制、资金使用问责机制等等。四是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要坚持当前推行的“村帐镇管”制度，镇一级党委政府要指导帮助村级建立规范的财务帐目，并加强对村帐的监管；涉及村民的征地出让款、生态公益林补助款、农业综合直补款等应直接打入村民帐户，减少这些经费流动的中间环节，切断贪污、挪用犯罪的源头。五是落实公开监督机制。不管是什么项目，最重要的是公开资金运行渠道和资金使用结果，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保障资金能安全用在新农村建设之中。
3、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优势，加大对新农村建设中贪污贿赂犯罪的惩防力度。一要“惩治”。检察机关要对新农村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损害人民利益的贪污贿赂案件加大打击力度，以震慑犯罪。二要“预防”。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预防力度。一是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化大预防体系作用。努力调动有关部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预防合力，使该体系真正发挥实际作用。可把社会化大预防网络延伸到村，在各村和居委确立一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络员，建立相应完善的预防工作制度，明确预防工作责任，要求制订预防措施，做到专人专管，真抓实干，并相应地将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教育重心下移到镇、村两级，使镇、村干部不断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意识，以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农村和谐发展。二是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有效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防治功能。一方面对行贿人进行警示谈话教育，责成其作出廉洁从业的承诺，并进行必要的跟踪监督，防止其再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认真做好查询系统的宣传、管理和对外查询工作，充分发挥查询工作对贿赂犯罪的防治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贿赂犯罪的发生。三要“宣传”。进一步加强镇村两级贪污贿赂犯罪举报宣传，增强广大干群的举报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作用，形成全社会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合力，这样既可以为检察机关拓宽案件来源，也可以引导广大干群正确进行举报，减少和防止越级举报、多头举报、乱举报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一方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魏京宁 潘 强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以社会利益视角分析

　　　　　　　　　　　　　　作者：库欢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摘要：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以道德责任为基础的，将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植入企业这种利益集团之中，并以法律化的形式加以确认，系统化，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道德价值观念的强化，必然会引导企业肩负起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更深层次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责任 道德价值 法律化 公平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我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话题，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怎样给企业的社会责任予以定位，是学者经常争论的辩题。正确的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才能引导企业的发展，使其能在社会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一、争议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之所以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其基本的原因在于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主张，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源自于对于企业责任范围及形式的不同理解。《市场经济百科全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为所处社会的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上的责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刘俊海教授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的为股东盈利或者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该最大限度的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券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陈炳富、周祖诚教授认为：“对企业社会责任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其他一些企业应对社会所尽的义务,狭义的社会责任仅指企业的道德责任”。然而，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法律化是阻碍企业发展的障碍，企业的主要核心任务是为股东谋取利益，过分的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强加给企业的负担，如果将这种责任以法律条文加以明确，则会使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经营压力。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讲，可以分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条款，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我国的《劳动法》，《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法》，《公司法》等等，都对企业在社会经营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以规定。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争议的焦点，是否应该将道德责任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所认可的企业的法律责任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将道德责任加以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消除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表现为主动自愿的已组织的形式服务于社会，包括资助穷人，建立各种抚恤基金，主动的限制劳动工作时间，提高工资，以及建立公益设施等等。伴随着这种“社会良心运动”的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得到不断的扩大，逐渐的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最开始是较为低级的被动扩大，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基本都赞成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广度，呼吁将企业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转被动为主动，是企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义务。对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认可，才能有效的指导企业与社会进行合理的行为互换，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转化为推动力量，维护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赋予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是要将各种义务有效的区分，如果都贴上义务的标签，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责任的履行。有些责任是基本法定的，必须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企业必须去履行义务。而有些责任则是在现有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还属于道德的约束范围，是一种的自愿的行为，法律则不应加以干涉。特定的行为，特定的道德责任加以法律化，才能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加强化，才有利于其履行。



二、争议的中心问题：必要性和可行性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虽然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但是随着商法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学者达成的共识，社会的认可度不断得到提升，实现法律化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目前，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普遍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既是法律也是道德上的责任，认为企业必须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弘扬道德的工具，道德必须服从并妥协于法律，这是制度化社会的必然之路。
（一） 利益平衡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奠定了法理基础
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法的关联角度分析，经济法是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目标的，倡导社会本位，强调社会合作，同时又不能将社会本位推向了极致，需要通过利益平衡来协调发展，而法律性的规定正是协调利益平衡的有效手段。企业的社会活动自由性的放仍，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导致社会不公的现象出现，法律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是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直接原因。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而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安全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保护社会进步的利益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等等极为宽泛,显然,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蕴含着期待社会多种利益实现的利益追求,而追求多种利益的实现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兼顾。从经济法的本质来看,经济法追求一种“国家公权和个体私权的平衡”,其基本目的和核心功能是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合理的平衡”。由此可见，利益平衡理念所倡导的企业社会角色和定位，有效的协调了企业社会责任所蕴含的现实利益，即实现股东最大化利益和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利益，强调了二者的重要性，以法律的形式倡导利益平衡兼顾，凸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灵魂。
（二） 道德价值观的诉求为为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起到了引导作用
伦理道德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法律是不可触及的底线。在道德法律化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对立的观点。法律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体，并非只是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中的机械条文，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体现。人们之所以将法律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并不是想依靠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来落实基本的诉求，而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着人们认可的价值原则和要求。法律只有体现和反映一定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诉求，才能被社会普遍地接受和认同，进而变成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如果法律与社会的伦理价值相悖离，必会受到民众道德力量的抵制和威胁，从而成为毫无作用的框架。企业的社会责任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日益成熟的道德理念的认可和强化，必然也反映着一定时期的伦理道德诉求，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并不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也不抑制企业回报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反，它将有助于企业家的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德转变，并将一个群体性的价值观念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承担。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贵任的法律化在价值层面上仍然依靠于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这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正因为这样，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才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 争议的明晰：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限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过程，需要一个清晰的认识，合理有效的将涉及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利益明确化，逐步的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首先，我们要不断的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有必要在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或者专门制定一部《企业社会责任法》。其次，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制度，虽然《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主体地位，但是这条规定太过于原则性，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往往遇到具体的问题时束手无策。我们应该在这一基本的立法精神下，规定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性质，内容，以及较为详细的处罚措施，并且配置相关的程序性制度，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在价值理念上，我们要统一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正确的价值互换，利益互换。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问题是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在趋势发展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注意防止过分的强调法律化，其必须有一个限度，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人们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观念可以以法律化的形式加以强化，完善，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道德责任取代，完全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在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应该从社会发展现状加以考虑，以法律作为调整，引导的工具，适度的分配义务，合理的引导企业在社会中的参与度，防止社会公共职能被企业利益集团所控制，这样才能够使企业能够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成长，否则，就不能达到用法律对企业的期望加以确定，使这种非强制的期望变成强制性的义务，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强加的成本和负担对企业的消极的影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在合适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调和好其适用的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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