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教办特色推进管理工作改革的意见
司法部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教办特色推进管理工作改革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劳教办特色工作，全面推进劳教管理工作改革，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一）劳教管理工作改革应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体现劳教工作基本属性，以保持场所安全稳定为前提，努力提高教育挽救质量。
（二）通过半开放式管理模式、课堂化教育、习艺性劳动、生活卫生工作四个重点，进一步规范三种管理模式，提升教育工作水平，发挥劳动的矫治功能，保障劳教人员的身体健康，为改革完善劳动教养执行方式提供实践基础。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将劳教管理工作改革作为下一阶段劳教工作的重点，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广成功经验。
二、以半开放式管理模式为重点，逐步规范三种管理模式
（一）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实施执法管理的三种基本模式。封闭式管理是基础，半开放式管理是主要模式，开放式管理应当严格控制。
（二）劳教所内应当设立三种管理模式的大队或中队。根据劳教人员罪错性质、主观恶习程度、现实表现、执行期限和社会帮教条件，分别采用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三种模式，实行分阶段动态管理。
（三）封闭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所内活动范围、处遇予以严格限制的管理。封闭式管理的对象是新收容的劳教人员、未经过脱毒期的戒毒劳教人员、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劳教人员以及其他不适宜实行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对所有新收容的劳教人员应当实行不少于三个月的封闭式管理（含入所教育时间）。
（四）对经过封闭式管理，日常表现较好，思想稳定的劳教人员，可实行半开放式管理。半开放式管理应当成为对多数劳教人员实施的管理模式。
（五）半开放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所内活动范围、处遇予以较为宽松的管理。半开放式管理的处遇内容、日常管理和警戒程度、警戒设施、警力配备应当区别于封闭式管理。劳教所应当设立相应的功能区域，配备相应的设施，为半开放式管理创造条件。
（六）允许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在统一的集体作息时间之外，在本所或者本大队、中队警戒范围内，在警察的指导下，自由选择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包括学习、文体项目、购物、就医、约请警察谈话、走访同教、接受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等。
（七）对实行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在会见和通电话的规定范围内，保证其享有每月不少于2次会见机会，一般情况下不限定与亲属通电话的次数。对劳教人员提出会见亲属、同餐的请求，劳教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八）对经过一定时间半开放式管理，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且剩余劳教期限不足原决定期限的三分之一，具备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实行开放式管理。
（九）开放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实施所内与所外相结合的管理。实行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除享有半开放式管理的处遇内容外，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出所试工、试农、试学、准假回家、联系解教后的就业等。劳教所应当严格控制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人数，对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应当加强跟踪考核、管理。
（十）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三种管理模式升降级的考核标准、考核方法和考核程序。对劳教人员实施半开放式管理应当经过劳教所批准，实施开放式管理应当经过省（区、市）劳教局批准。
三、以课堂化教育为主导，提升教育工作整体水平
（一）确立课堂化教育的主导地位。不断充实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增强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教育挽救质量。
（二）深化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做好法律常识课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劳教人员学法的主动性和兴趣，使法制教育由被动灌输向主动学习转化，增强教育效果。在做好思想道德课教学的同时，加强道德实践，注重道德熏陶，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劳教人员在实践中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形成明理诚信、团结互助、勤俭自强的良好人格。
（三）扩大文化教育的内涵。除开展扫盲、小学教育外，应当重点以提高劳教人员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为目标，开展美育、音乐、绘画、科普等多种教育活动。根据劳教人员的特长建立各种学习小组，使文化教育真正在提高教育挽救质量上发挥作用。鼓励劳教人员通过自修，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四）加强劳教场所职业技术教育。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劳教人员解教后就业需要，采取独立或者社会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合理选择和设置培训项目，并尽可能使劳教人员取得相应的职业等级证书。
（五）大力开展心理矫治工作。通过开展心理测量建立劳教人员的心理健康档案，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矫治劳教人员的不良心理，重点做好对“多进宫”劳教人员、戒毒劳教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及时解决和消除他们遇到的心理问题。
（六）完善实施课堂化教育所需的设施、设备和人员。确保开展课堂化教学的专门教室、设施、设备满足教学需要，有足够的教师参与课堂化教育，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有条件的地区，可参照当地学校标准配备教师和设备。
（七）根据劳教人员的需求灵活设置教学科目，并进行合理编班。在完成必修课教学的基础上，可开设若干选修科目，试行学分制，激发劳教人员的学习兴趣。以班级为单位实施教学，教学班人数能够保证教学效果，进一步探索符合三种管理模式的教学方式。
（八）教学时间总数必须符合部颁规定。确保每周均有一定的课堂化教学时间，合理安排季节性农业生产、工期性较强的劳务加工期间的教学。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有统一的时间安排，有明确的教学效果要求，课程结束后要组织统考检验教学质量。
（九）强化个别教育。根据劳教人员的过错类型、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接受能力等具体情况，采用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式，完善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制度。
（十）提高教育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果。邀请社会有关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社会志愿者到所内开展社会帮教工作，组织劳教人员定期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参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果。
四、加大习艺性劳动的比重，发挥劳动的矫治功能
（一）充分发挥习艺性劳动在劳动矫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大习艺性劳动的比重，促使劳教人员改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一技之长，增强其解教后回归社会的能力。
（二）切实体现劳动的习艺性。选择符合劳教人员特点、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所内劳动生产项目，并配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培训。
（三）科学制定生产指标和劳动定额。生产指标和劳动定额的制定、下达和考核要科学合理，符合劳教人员数量、劳动时间、劳动效率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实际。
（四）严禁组织劳教人员从事煤矿、非煤矿山和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积极引进和发展来料加工生产，创造条件尽快取消所外劳动。
（五）杜绝超时超体力劳动。劳教人员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36小时，因季节性、临时性任务而延长劳动时间的必须进行补休、补学。未成年教养人员每周习艺性劳动不超过20小时。
（六）建立和规范劳教人员劳动报酬制度。根据劳教人员的劳动态度、劳动效果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给适当的劳动报酬。
（七）加强就业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使劳教人员树立市场观念、质量观念、诚信观念和竞争意识，掌握就业知识，了解就业需求形势，熟悉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八）做好安置帮教衔接工作。加强与安置帮教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再就业指导部门以及用人单位的联系，为劳教人员解教后能够利用所学技能自食其力、服务社会创造条件。
五、加强生活卫生工作，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身体健康
（一）高度重视劳教人员生活卫生工作。生活卫生是整个执法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提高生活卫生工作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身体健康。
（二）实施生活卫生标准化管理。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规范并完善劳教人员医疗卫生防疫、伙食、被服实物量、零用金等生活卫生标准。对未成年教养人员、女劳教人员、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和老、病、残劳教人员适当提高标准，使劳教人员身体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三）逐步实行生活卫生物品统一招标采购、物流配送。对半开放式、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在规定的消费上限前提下，允许他们在就餐、购物时自主刷卡消费。
（四）建立劳教人员体检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劳教人员进行体检，及时发现、治疗各种疾病。对患病的劳教人员逐人建立病历档案。
（五）加强常见疾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经常开展疾病防治宣传工作，加强对艾滋病、结核病、肝炎、性病等传染性疾病的检测、监测、报告、预防和治疗工作，每年对高危劳教人员进行一次传染性疾病筛查。
（六）完善劳教戒毒基本模式。继续扩大试点规模，促进戒毒工作规范化，发挥劳教戒毒优势，增强劳教戒毒效果和社会效益。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管理工作改革取得新的成效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劳教局要充分认识深化劳教管理工作改革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快改革步伐。
（二）切实加强领导。各省（区、市）司法厅（局）、劳教局要把管理工作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工作指导。
（三）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及时制定改革实施方案，做出阶段性安排，明确各阶段的工作任务、目标和要求。
（四）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增强劳教人民警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依法、严格、科学、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深化警察队伍专业化分工，建立“复合型人才”和“专家型人才”相结合，具有较高教育挽救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教人民警察队伍。
（五）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要组织力量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经验交流和总结，为管理工作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及时宣传管理工作改革的重要意义和效果，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六）加强督促、检查。要将管理工作改革的进展情况纳入本地区、本单位劳教工作总体考评内容，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保证劳教管理工作改革健康顺利的发展。
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来源:司法部网站
http://www.legalinfo.gov.cn/moj/moj/2004-12/20/content_169783.htm
关键词: 英国早期律师 形成及其原因 大致活动情况 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 启示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介绍并分析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分类、规模、大致活动的情况、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存活和获得初步发展，为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注入一种活力，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的定型乃至法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诺曼征服后，伴随着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和发展、英国法院系统的形成以及当时社会部分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英国律师制度渐次形成，其对后来英国律师制度乃至英国法治的运行和发展的萌芽作用和意义极为重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本文的思考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和原因；其大致活动的情况，具体包括其分类、规模、培训和教育以及准入方面的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启示意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英国早期的律师何以能够产生并存活下来，成为西方尤其是英国法律史上一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并由此推导出其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限于篇幅和研究的角度，本文所谓“英国早期”主要是指12世纪中叶英王亨利二世至14世纪初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文中“英国”一词主要是指当时的英格兰。
由于“法律职业阶层对一国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的形成功不可没”，[1]笔者希望，本文对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无历史乃至现实意义。
一、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及其原因分析
公元1066年的诺曼征服无疑是英国政治法律史上的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标志着其后不久西欧最强大的王权在英国首先确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诺曼人的征服可谓决定了英国法的整个前途。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为近代英国王室法律体系（英国普通法）奠定基础的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和发展至少延续到16和17世纪。[2]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被认为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性阶段。在其统治的35年间，为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封建离心倾向，亨利二世恢复一度中断的国王政治集权的进程，继承和发展了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擢新保旧”的政治方略，与世俗贵族各阶层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例如，接任卢西为相的格兰维尔原属小贵族阶层，曾任郡守、法官、将领等官职，后升为宰相，以精通法律、推行司法改革而享誉于世，与其侄瓦尔特合作写就传世之作《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这是关于普通法的第一部著作，内容是对王室令状加以注释，明确提出法律源自王室，由国王法庭制订，适用于全国，其诉讼方式主要取决于提起诉讼的程序性令状的形式。[3]因此，借助世俗贵族各阶层的有力支持，亨利二世的政治集权进一步拓展，政府官僚制度日渐成型。加之威廉一世时代（1066—1087）“我的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原则（此不同于当时的西欧大陆）的确立，英王拥有直接支配各级封臣的权力，遂使其政令、法律制度在英格兰的实施少有阻碍。
在封建王权的发展过程中，历代英王（包括亨利二世）还大力援用教会的政治势力。实际上，王权与敦权在兴起之初，是互相紧密合作的，可谓携手并进。就英格兰而言，其时英王极为注重阐扬教会“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传统，为王权神化罩上神圣合法的宗教光环。其中，自威廉一世起，涂油加冕典礼对英国封建王权的发展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力图将枯燥、抽象的“君权神授”的说教，外化为庄严、神秘而又生动的礼仪，使到场的众多大贵族和官吏对国王的神圣尊严获得深刻的感悟和印象。通过这项典礼，国王就可假托“神意”不断突破封建习惯对其宗主权的某些限制，拓展其作为国家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在消除因继承王位而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给王权及其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方面，涂油加冕典礼所特有的“神授”原则使得势力雄厚的封建贵族“安茹派”支持的马蒂尔达最终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名言：“狂暴的大海水势汹涌，却不能冲洗掉一个涂油国王的芬香”。正由于充分利用了教会的神权政治传统，英国王权不断得以神化和强化，国王作为王国最高政治权威的形象逐渐牢固地树立起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崇拜。此外，英王还大量起用教士议政参政，从而巩固了王权的政治基础。由于当时的教士垄断了文化教育，具有丰富的政治才能和专长，因而更受国王的器重，位于显赫朝臣之列。教士朝臣多兼任王国政府的显要官职，如枢密院中书令、辅佐国王的摄政或宰相、国库长、钦差大臣、使节、法官、施赈吏、王田监守等大小官吏。[4]
伯尔曼认为，亨利二世以前的英格兰国王都没有把制定新法律作为自己的一项职责。因而斯蒂芬时期的动荡（其时马蒂尔达与之争夺王位）无疑使人们认识到盎格鲁一诺曼的王权要在英格兰长期维持安宁，就应有必要的法律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利二世登上了王位。他面临的任务不仅是要用法律和秩序尽早结束无政府和暴乱的状态，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通过仅仅由他的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祖先们所昭示的观念来显示这一点。亨利及其顾问们“以诺曼行政管理的传统精神，根据新的习惯和政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旧习惯”。不过，“亨利统治的特征是对制度的改进，而不是对过去的沿袭。”[5]
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断定，英国法律史始于1066年。威廉及其后继者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整齐划一和组织结构比较简单的封建制度，国王是最高的封建领主。随着中央王权的确立，从御前会议（由国王及其顾问组成）中逐渐发展起来三种永久性的中央法院即理财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它们设在威斯敏斯特，由专职法官任职，在国王不参加的情况下，也可以主持审判；它们的管辖权在1300年得以确立，持续不变一直到17世纪。英格兰法律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后来的数百年间导致了司法的集中化和英国法律的统一。因此，英格兰很早就享有一种统一的法律，此即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6]
关于普通法，英国学者哈德生认为，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诺曼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和强有力的王权混合而成的产物。[7]
通过对以上相关背景的介绍和分析，笔者以为，正是由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历史的重大影响，尤其是此后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权的存续和发展（斯蒂芬时期即1135—1154年可能是一个例外），英国早期的律师才获得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前提尤为重要，不可或缺。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英国国王及其官吏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英国的国王在当时处于最高的政治权威的地位（至少就世俗意义上而言），故而其推动作用甚为明显。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和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较为典型。以英王亨利二世为例，其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与世俗贵族的全面政治合作、与教会权力的冲突和妥协、为英国普通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故而，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英格兰的历代国王中，有比亨利二世杰出的军人，也有比他敏锐的外交家，蛤就法律和制度方面而言，却无人能同他相媲美。他的奇异而奔放的疯狂热情并没有在政治、战争和狩猎中牦尽。他像前几代出身于诺曼底族的国王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一样，善于解决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难题，这是他的成就所在。他的各次战斗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但他的名望将同英国宪法和英国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8]国内有学者认为，亨利二世在制度方面的建树主要有：独立于王权的中央法院系统的形成；确立陪审制；巡回法庭制度化；王室令状制度化。这种王室令状在普通法及其司法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用重大。其中，由于对于令状选择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律师业的发展。[9]
关于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形成原因，厦门大学齐树洁教授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2—13世纪英国诉讼程序的变化（典型者如英国普通法的主要来源日耳曼法所固有的严格的形式主义、令状制度带来的困扰），为法律职业阶层特别为律师阶层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法律内容的复杂化，增加了非法律专业人士理解和适用法律的难度，法律成为非日常性的知识。这样，人们一旦遇到诉讼，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专业人员。而王室法院所适用的通行全国的法律或习惯，导致了日耳曼时期那种民众熟悉法律的情况不复存在，当事人必须取得专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完成诉讼活动。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律师阶层的产生。[10]此外，在笔者看来，当时（主要指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英国法院系统的多元性或复杂性，也是早期英国律师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普通民众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依赖。[11]
英国学者布兰德在《英国法律职业的兴起》一书的正文开头给读者讲述了始于1154年（即英王亨利二世登基这一年）的一桩遗产争夺案The Anstey Case（本文译为：“安斯第案”），案情大致如下：安斯第（应为一地名一笔者注）的理查德在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后不久的时候，宣称他对自己的舅舅沙克威尔的遗产拥有继承权。沙克威尔在世时，并非英恪兰一流的大地主，但却在埃塞克斯拥有七个庄园，并在当地和邻近三个郡拥有十处领地和半个骑士的封地所有权。理查德起诉的对象是玛波·德·佛蓝切维尔、威廉唯一的女儿并已被威廉在世时认可为继承人。然而，在佛蓝切威尔的权利方面存在着瑕疵：她是死者后来被宣告无效的一次婚姻中所生下的女儿。因此，理查德声称她是非婚生女。作为威廉的姐姐安格里丝的长子，他声称自己是与威廉血缘最近的生存合法亲戚，因而有权作为其遗产的继承人。理查德迟至1158年才正式起诉。起初，他的起诉在王室法院得到受理，主审法官为亨利二世的两大法官之一的卢西。当原告理查德提出玛波身份的问题时，该案被移交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罗马教廷派出的教庭法官代表参与了审理过程。最终，来自罗马的判决宣布玛波为私生女。案件后来又移交给国王法庭。经过几次休庭，在1163年7月，国王法庭做出了有利于理查德的判决。理查德后来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记载了诉讼过程中他所花费金钱的具体数目，由此我们得知“安斯第案”的大多数信息。布兰德认为，“安斯第案”表明，在亨利二世统治早期，为了保证财产价值巨大的继承，诉讼当事人愿意花费一定数额的钱财，其在教会法院可以获得对其诉讼的专业、有偿帮助。但是，尽管上述案件中的原告和王室大法官有联系，他在王室法庭的诉讼却使他无从得到相应的专业顾问的有偿帮助。因此，布兰德断言，有证据表明，自诺曼征服到亨利一世时期（1066—1135）未曾出现专业律师，当然也没有我们看到的13世纪时的那种专业律师。因此，布兰德断定，12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格兰是“一个没有专业律师的国度”（a country without professional lawyers）。在13世纪以前的英国，开始有了法律专家，他们有偿为诉讼当事人在王室法院和其他地方提供服务，而且似乎是全日制的。对这些人，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专业律师。到13世纪最后25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作为形成中的英国法律职业的这些专业律师的出现。[12]
很显然，布兰德对于英国专业律师为何没有更早一些出现这一问题甚感兴趣。为此，他对亨利二世之前的英国法院制度进行了研究。布兰德认为，在盎格鲁一诺曼时期（1066—1154），诉讼当事人在可能利用“辩护人”（pleaders）为其代言方面受限制：原告通常自己辩护，被告只能有限地使用“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当专业律师在英国真的出现的时候，在法庭上为当事人代言就是他们专业技能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辩护人”使用的限制就可能成为这一时期对于专业律师发展的障碍。始于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律师的出现方创造出了一种远为有利的法律环境。[13]
布兰德认为，亨利二世时期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及其延续以及亨利的后继者们的更为深入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英国专业律师的出现及其人数增加的环境。据此，布兰德首先着重分析了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一世时期（1154—1307）英国法院系统的相关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巡回法院制度在亨利二世时期建立起来，全国分为六个巡回审判区，每区由三位法官巡回，负责刑事、民事和信息搜集三种事务，并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裁断；位于威斯敏斯特的王室中央法院开始形成，普通民事法庭从财政署（Exchequer，或译：理财法院）逐渐分立出来。上述这些新的王室法院具有如下特点：责任有一定的区分；开庭时间更长、更稳定；留有相关记录；审案时依据原始令状；这些新的法院成为国家法院，由此导致国家法制的统一；强迫领主法院和郡法院接受王室的控制。因此，亨利二世给后来的英国君主及其顾问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制度遗产。上述变化累计起来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于专业律师的法律环境。新的王室法院由法官打理，他们在这些法院中持续的活动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法律技能，这种技能因其司法职业的长期性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而且，这样的法官越来越多地选自书记员或专业律师，他们被任命时已经是法律专家。由于新的王室法院是“国家的”法院，由适用一种单一的“英国法律和习俗”的法官来打理。而这种法律和习俗在新的案件被判决时受到不断的变化和修改，这就意味着诉讼当事人在处理一系列他们不熟悉和不可能熟悉的规则和程序时，需要法律专家的帮助。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于专业律师的需求。[14]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导致当时普通英国民众对于专业律师依赖的一大原因在于新的王室法院使得诉讼方式产生了一种大的变化：这些法院的诉讼通常始于依法必须送回的王室令状。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诉讼当事人更难知道什么样的令状最适用于自身的案件。因此，1307年之前，选择令状诉讼需要专家的建议和帮助。否则，不仅费时费钱，而且相关案件很有可能得不到及时解决。由于诉讼规则的复杂性，诉讼当事人（无论是原被告）均觉得有必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1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英国早期的律师制度大约出现于12世纪后期，其原因主要在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英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令状制度的大力推行及其引发的对于法律专业人士的需求、英国法院的主导和推动，等等。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英国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力不容忽略。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较为典型。尤其是亨利二世，其在英国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作为后来者，英王爱德华一世对其先辈的事业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成就主要体现为：土地及其他方面的立法；整顿司法机关，改革司法制度；汇编年鉴，培养法律人才；励精图治，召开“模范国会”。故被称为“英国的查士丁尼”。[16]
二、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规模、准入、培训与教育、相关法律规定及职业道德要求
（一）英国早期律师的分类及其活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斯认为，英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于专业的serjeants（中译：高级律师，下同）和attorneys（中译：代辩律师，下同）的出现也许具有根本的影响。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罗斯引用布兰德的一段话予以说明：“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对英国法律史上一系列各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发展所造成的变化了的法律环境的反应，这种情况出现在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罗斯断言，法律职业的产生基于两个相关的因素：1．涉讼者希望、并且实际上需要他人代言，帮助自己出庭和处理诉讼事务。2．权威机构开始授权这些人在诉讼中以上述身份出现。[17]
罗斯认为，在12世纪，更确切地讲，到13世纪，为诉讼当事人服务的代辩律师（attorneys）出现了。pleaders（中译：辩护律师，下同）是否在12世纪出现难以确定。但是，很显然，在13世纪早期，他们已开始出现。截止到1239年，专业的辩护律师首次出现在普通民事法庭（The Common Bench）。最开始的时候，帮助诉讼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和代辩律师都是“非律师”的非职业人士。为了帮助自己，诉讼当事人起初是请朋友、亲戚和邻居做这些工作。一段时间里，上述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开始多次地帮助诉讼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将有关经历转化为一种技能，他们为诉讼当事人需求，并就自己的服务收取费用。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成为其谋生的一种方式或对获取其他收入的一种手段。另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法庭书记员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给当事人提供帮助，以补充自己的收入。甚至有人认为，一些当事人采用今日律师熟悉的方法，雇佣专业人士咨询、服务，以确保他们不会帮助自己的对手。此外，从12世纪中叶开始，特别是在13世纪，著名法律人士如格兰维尔、亨汉姆等人脱颖而出。因此，在13世纪早期，布兰德所谓的“最初的律师”已介人代理活动之中。
罗斯将英国早期的律师分为两大类：高级律师（serjeants）和代辩律师（attorneys）。其中，高级律师是中世纪律师中的贵族。被聘请为高级律师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并伴有一定的仪式，享有一定的收益。其是走向法官的台阶—13到14世纪中叶，其是法官唯一的来源。一段时间以来，其是一种收入颇丰的职业。有趣的是，早在13世纪晚期，他们须为穷人辩护。高级律师的作用在于代理当事人出庭辩护，故在拉丁文中被称为countors或narratores。显然，高级律师源自serviens或servientes，其法语的同义词serjant意为“提供服务的人”。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高级律师也可以充当代辩律师的角色。13世纪下半叶，两者分开。到13世纪最后25年，专业高级律师的数量有所增加。13世纪末，其是活跃在高等民事法庭的主要辩护律师，在其他王室法院的活动相应减少。[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