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8修正）
山东省枣庄市人大常委会
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1988年12月22日枣庄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月5日枣庄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3年8月26日枣庄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8年3月28日枣庄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枣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如有特殊需要，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出席会议，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第一副主任请假。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方能举行。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由主任会议讨论确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会议期间，议程如有改变，仍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一般应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地点、建议议题等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临时通知。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其他机关、团体负责人，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驻枣全国、省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人员因故不能到会时，应当向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请假。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分组会议或联组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并公告社会。根据会议内容，可邀请部分公民旁听会议。旁听的具体办法，由主任会议另行规定。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并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向提案人说明。
第十一条 议案应当写明案由、案据、方案。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应由主要负责人签署；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应由本人签名。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的各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受主任会议委托可以代拟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三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的时间，一般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室或有关的工作机构。
第十四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案，提议案的机关、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或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提议案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必要时，可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或举行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机关或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交付表决，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并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四章 专项工作报告的听取和审议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工作需要，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经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
（一）常务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
（五）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报告专项工作。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常务委员会可以安排参加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的代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后，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必要时，应召开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后，应提出审议意见，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该专项工作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在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有关方面工作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办事机构整理成书面材料转交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一般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并将办理情况答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抄报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备案。
第五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
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所列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调减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一个月前，将预算初步方案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二）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三）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除前款规定外，常务委员会还应当重点审查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实施的中期阶段，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八条 质询案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的机关答复。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作口头答复或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由被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九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接到召开会议的通知后，要认真学习有关的法律或文件，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做好审议发言准备工作。发言要紧扣会议议题、简明扼要。经主任会议同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也可以自选题目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必须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可以采用按表决器、无记名投票或
其它方式。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撤职、补选和罢免，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由常务委员会另行制订规定或办法。
第五十条 本规则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