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浅论宪政与有限政府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系 徐升权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还要有发达的政治。法治是国家实现政治发达的首选。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政府关系到国家的全面发展。实现政治的发达也离不开政府发挥作用。而政府的性质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有限政府是适合宪政的政府，实行有限政府也是法治和宪政制度的要求。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宪政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民主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有限政府 宪政 法治

有限政府（liminted goverment）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通俗的讲就是说，政府在其权利行使的各方面受到多种有效的制约。实行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权力制衡。
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宪法来进行国家所以事务的管理活动。也就是宪法至上。当然这里的宪法是一部平衡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良性宪法。否则即使有宪政之名，也至多只是“伪宪政”而已。在宪政国家（constution state）中只有法律才是一切活动的准则即在宪政国家中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一）

如何理解法治，在学界一直是个热门而多少有些争议的话题。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法治与它的原始含义有所不同。法治的原始含义把法治界定为一种工具，一种统治阶级为了长久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那时的民主人士认为法治的走向是法制，因为只要法制才是一种稳定的可能保护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尊重法律的制度。而现代的法治意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已经认为法治是法制的上一梯级。是实现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
我们按照现代的定义，认为法治就是国家以一部法律（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政府与公民的一切活动的标准是由这个国家所承认的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法治的最高形式是宪政。宪政是否会真正实践取决于宪法的性质及它的可操作性。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宪法在国家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且她被得到真正的完美的实施！那么这个国家的宪政应该能够达到实际化。实际生活中，关键点就成为了宪法的实施问题。
政府的性质、机制将紧密影响宪法的实施。实现有限政府可以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可以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得到维护。同时实行有限政府的领导又是施行宪政的必然要求，是宪政的精神所在。

（二）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是无限政府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可以无约束的做它想做的一切，它可以自由发动战争，可以自由剥夺公民的权利，可以处罚任何无错的公民，最终它就会成为一个专断而独裁的政府、会出现独裁者。这是远离民主、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如果一个政府是立法权不受限制的有限政府的话，那么她一样会成为一个专断独裁的政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政策之类是违法的，政府也可以通过手中拥有的立法权来改变现存的法律或者是制定一个更高位阶法律来使自己的政策等成为合法的并且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下，立法权是被限制的，而且在这个条件为前提下法律是任何人和政府进行一切活动的唯一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人民是法律下的人民。政府也是法律确认下的政府，她的任何活动要受法律的审查，必须是合法的。政府和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凭自我意志而无所限制的行使自己的权力。
在有限政府状态下，我们对于政府的要求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必须有法可依并且是有“良”法。在实践中就是国家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而且法律体系必须是合乎人民利益的，能够适应法治要求的。我们认为，具体来讲这种法律体系应该体现为这个国家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权威的并且是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法律（在一个国家中这部法律应该是宪法），同时拥有适应社会生活各方面需求的准确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不可以和前者相冲突的法律规范。凡是真正实施这些法律规范的，将自己所以活动规范到这个体系约束下的政府就是法治政府，这种情况下的国家采用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能够充分保证人民权利的宪政制度。
我们可以认为，宪政就是要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活动，限制政府权力；就是要让人民的权利有所保障。宪政是能够解决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实现权力制衡。因为在宪政制度下，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主要采用了两种有效的并存的权力制约的方式：第一，用法律制约权力。宪政下，宪法以及其它法律规范是规定了政府一切权力行使的范围，也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最基本的准则。使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触犯法律的规定。否则政府行为无效，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给予的惩罚，如：给受损者以经济补偿。这样，政府的权力的行使就是有了一个必要的“度”，政府在行为时会注意到这个“度”。这使得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能够理性化；第二，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宪政体制下人们是有充分权利的，其中就有在政府权力滥用时可以指向政府权力的权力。人民正是通过行使自己拥有的这些权力来实现制约政府的权力，这确保在政府的权力行使伤害到人们的利益时，就将受到来自人民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正当有力的抵制与否定。此时的政府权力将无法继续行使下去。因为事物是相对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说人民的权力得到保护与确认，这有一种“升的意味”。这样的一降一升，使得滥用时候形成的不等恢复为法治下的法定均衡状态。通过上两个制约手段，政府的权力的行使会实现合法化。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样均衡就得到了实现。权力制衡被维持下来。

（三）

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社会生产。政府要有一定的效率。要是一个有效政府。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益的。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我认为只有有限政府才可能是有效政府而无限政府往往是低效的。
在有限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政制度下，确立了的法律的地位，政府的行为有了准则，所以就不会轻易的去做决策，因而，这样的政府决策也就具有非常强的可实施性。而且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得人民相信如果政府的决策有违人民的利益，法律是不会容许的，所以在面对政府的决策时，人们会首先自觉的以一种最好的方法去执行，而不会首先在内心上产生一种抵制的情绪。这样一来，政府必然是个有效政府。
实行宪政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的。这一点是说在有限政府领导下，人们的是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在这种道德的作用下，有限政府的有效性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保护。人们的良好的道德修养让人们去自觉执行那些正确的政府命令，并且他们会尽力去做的最好。同样他们会放弃那些在法律上被禁止的对政府、对社会不利的行为。即守法和护法。
当然，宪政也是有受到威胁的可能的。因为在有的时候道德也会不起作用。如果人们做了违反法律规范的事情，那么他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如果政府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呢？更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政府违背了宪法应该怎么样呢？当然，目前在有限政府国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建立一种违宪审查制度。这种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得宪法的权威得到维护，使得有限政府不会偏离其轨道。同时这样也是对有限政府的领导地位的一种维护。使有限政府是始终有效的，是始终受到人民拥护的。

（四）

下面我想谈一下我们国家的情况。在中国应该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在我国，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宪法的可实行性都太小，其内容太过“特色”化，有许多不稳定的东西（例如：经济政策等）也被包含在其中。而且，我国的宪法尤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政治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政治纲领的所以要素。学界一直在呼吁修宪，就是因为这一点（至于我国宪法中的问题已经早已被学界清晰评点在此我就不多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宪法在实践领域毫无权威可言！至于宪政，更可谓可怜啊。这个词近年在国内四处飘扬，被一些热血人士高呼。但是也正是在近年国内才容许这个概念生存。曾经的中国，一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从未有过“宪政”之说，就是到现在，“宪政”还没有出现在党和国家的任何正式文件中。
公民的许多重要的基本权利（例如：罢工权等）都没有被写入宪法，而写入宪法的权利被侵犯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且被侵犯以后根本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些现象在我国可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虽然近年的中国也出现了诸如“教育权第一案”、“平等权第一案”之类的涉及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案件，而且结果也是被侵权者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是也正是可以从这些案子因为通过司法解释而作出维护公民权利的判决所带来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与评析看出：中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一直以来皆未能够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维护，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仅仅限于条文文字而已。
面对如上种种，在这个全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和应该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修改甚至是重新立宪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实现宪政来建立一个有效更有限的政府呢？如果不的话，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公民的权利还有被侵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任何来实现政治发达？如果我们不立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想让宪法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呢？我们是不是要只言政府“有限”，而实际是否有限就随着政府的脾气呢？
我们的法治把呼喊的很高，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原则。但是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如此，这些口号并不能够使中国实现宪政，不能够使中国建立宪政下的有限政府！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国应该在法律体系健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法治，然后实现中国的宪政。也就是说先来审查我们的法律吧。把目前一阶段的主要法治任务定为：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
应该不断努力，通过对我们政府的有效的约束，把我国的政府转变为在宪政下的一个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更加有效的政府。通过这样的政府，来使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更好，来使人民的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加富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63年5月25日）

免去智泽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检察长职务，戴宜生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检察员职务。
批准任命：
秦振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苏华、杨忠文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钟时霞、郭文才、管声纯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育英、焦胜桐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国招、张耀熙、姚勋扬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沈振林、高雷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克文、王宪民、苏云波、李作人、李悦民、李强、张庆中、单更生、赵宗智、许春迎、常久通、傅雪亭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张昭娣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谢芳草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谢芳草、王玉堂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鼎玉、王鲁虹、刘哲生、刘贵岭、杜才忠、李春世、张友俭、张世华、马光祖、郭力英、黄松龄、潘德怀、韩学武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孙绍萱、吕文起、孟庆祥、杨尚文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尚文、张恕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徐平安、袁自强、雷西起为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张寿民、张福臻、傅晓光为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批准免去：
沈振林、原体华、秦天保、叶楚、陈锡宽、成华珍、曹子端、刘庭璋、申连杰、王仲范、李枝林、孙树相、李兴亚、王微、姜铭鼎、张汉卿、张杰三、张健民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薛滨的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杜心怡、高鸣岐的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吕岱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林得甲、程中平、任兴忠、丁昌、刘瑛、董玉成、由希田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皇甫子恩、李向荣、杨发盛、刘丕勇、孙守桂、杨建邦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汤文、李宇光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赵玉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刘宗焕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马纯一、徐万夫、徐更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马负图、冯世光的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黄林的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常布础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