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趁夜偷鸡枪击人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李崇军


[案情]
2003年7月5日，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商量一同出去打（偷）狗，杜世洪向他人借了一支单筒猎枪。次日凌晨3时许，三被告人持猎枪出去找狗，未见到狗，便窜至吉水县阜田镇某村村民高世列家偷鸡。谭红忠、汪良斌进院偷鸡，杜世洪持猎枪在院外望风。当偷出两只鸡一只鸭时，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房内亮了灯，谭、汪二人立即跑出院外。杜世洪见状，即向房门开了一枪后逃跑，枪弹击中高家房门的门框。失主高世列及其弟闻声跑出房外，追撵三被告人未果。返回时，高世列在院门外拾得猎枪护木一块，高家两兄弟即蹲在院内守候。谭红忠等三人逃离现场后，杜世洪发现猎枪的护木丢失，担心无法还枪，便提出返回寻找。三人返回高家途中，汪良斌害怕被抓，未敢继续前行。到高家院门口时，杜世洪将猎枪交给谭红忠保管，自己进院寻找护木，杜世洪刚一进院，被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发现。高世列刚一起身，谭红忠即向他开了一枪，枪弹击中高世列下颌部，致其颈部动脉、静脉及周围组织严重破损，随即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理由是：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是盗窃的共犯，他们既有共同盗窃的故意，又有共同盗窃的行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后果承担责任。三被告人虽是以秘密窃取财物的目的到达现场，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发现失主（高世列）房内灯亮，即开枪威胁，抗拒抓捕。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由盗窃转化为抢劫，三被告人均已构成抢劫罪的共犯。谭红忠、杜世洪在寻找猎枪护木时，与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也应视为他们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谭、杜二人同样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列、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案情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三被告人从偷鸡至逃跑阶段，他们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所窃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杜世洪在院外望风时，看到谭、汪二人逃跑，又见失主房内灯亮，即向房门开了一枪，这可视为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但杜开枪的目的是快逃离现场，这一枪既没有直接威胁到失主，也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情节并不严重，又是在盗窃行为已实施终了的情况下开的枪，不存在盗窃过程中行为性质转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阶段，即从发现猎枪护木丢失到返回寻找的阶段。此时谭红忠、杜世洪返回现场是为了寻找护木，汪良斌担心被抓而未到现场。谭、杜二人在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准备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本着罪责自负的原则，应由谭本人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杜、汪二人都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三人经过共谋到高家偷鸡，谭、汪二人进院行窃，杜在外望风，这时院内院外都是作案现场。由于他们只偷得两只鸡一只鸭，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此时三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当他们的盗窃活动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谭、汪二人即逃出院外，杜世洪在院外向高家房门开了一枪。此时，他们还没有离开作案现场，杜世洪的开枪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杜开枪的目的，就是以暴力的方法阻止高家的人出来抓捕他们。枪弹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开枪射击本身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暴力行为，情节不可谓不严重。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劫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抢劫罪）定罪处罚。”杜世洪的行为符合这一规定，构成抢劫罪。但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各共同犯罪人只能对其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负责，不能对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行为负责。本案谭、杜、汪三被告人共同的故意是实施盗窃，在盗窃过程中杜世洪又突然开枪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已超出了共同的故意，是杜单独实施的行为，只能由他个人负责，谭红忠、汪良斌不应对此负责。后来，谭红忠、杜世洪在返回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失主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将高世列打死。由于此时他们再未实施盗窃，谈不上行为的转化，故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谭红忠的本人行为也只能由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与杜、汪二人无关。
综上，被告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质疑钱“死法”重要，面对被追“太多”问题资态更重要

张生贵
我们都应当为钱云会而忏悔


　　近些天来，网络空间关于钱云会的案件一直持续高热不退，不象其他媒体关注的案件，一旦官方论证或定性定调后，自然就退烧或突然不再被人们追踪，而寨桥村、钱云会、征农地、碾压死等几个关键事实，却非但没有因为温州警方的定性而消解，反而越来越引起关注，从不信任到质疑，从提出问题到极端看法，一时一刻也没有消停。警方从侦破案件的专业技术角度给出结论，网民则以常规常识的眼光判断警方的定性，无论如何，这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情，正是顺应了那句话，有争论才能有进步。笔者的眼光未曾停留下来，因为我即没有参加调查，也无法提出质疑，仅因此案有着广泛的网民参与的广泛的激辩，本能地要多看多想，也是出于职业的习惯。在这里，我不想对案件中谁对谁不对发表看法，我知道这样的看法也毫无意义，我们能否从案件本身的阴影中走出来，站在另一个起点上，审视这起事件，强调一句，并非对公众的质问有任何不同意见，只是想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会如此结局。昨天看到一篇文章令我感动，文中提到作者曾是一名记者，为曾经的无能深深忏悔，而且这种悔恨一直缠绕着，跟随着，但又不敢跟身边人提起自己的无能，甚至也产生放弃做记者的念头。当人们第一时间看到钱云会惨死的照片、村庄的名字、简单介绍，惊愕地想起了曾经收到过那个举报线索，寨桥村，钱云会，已经记不起那个时间，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太小了而且复杂，必然难以介入。因为就在此前一个类似的其他地方举报选题被毙了，主要是因为不够重大，征地规模影响范围也小……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线索之前应该也有其他同行收到，但是都同时选择了沉默，原因只有一个，事情太小了。
　　“一个富饶的浙江并不算富饶的小城的穷困小村子，一个不起眼的村长，为了那么一小块地，一块他们看来似天大，我们看来却见怪不怪的征地纠纷。根本就没有真的觉得他这是多大点事，别提商量，根本都从未跟编辑部提过，因为有限的新闻资源配置根本都不可能通过他这个小芝麻选题，过去很多类似的选题都因为自己的精力限制，媒体的有限资源配置，无疾而终。尽管对那些求助者个人来说，这却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不敢去假设，如果媒体早一些介入，悲剧还会不会发生，必须坦诚，媒体的作用远想的那么万能，但媒体的话语权至少大于孤民。这就是所谓新闻的残酷性，新闻的残酷在于功利，轰动性、典型性、重大性等等因素，新闻的残酷也在于健忘，时效过了，热度过了，价值就减了，因为人们也淡忘了，也许是个性与人性的选择。历史的残酷则是对个人再大的事，放在历史长河中都真的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让人心痛。后人看来最多不过是在看一段精彩故事，一段看起来跟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历史是残酷的。”给钱云会这样的人我们鞠躬致敬，他坚持六年用双手撑起自己身体直到死去；深深忏悔。
　　质疑死法是想真相浮出来，追查面对问题的资态，以为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态再发生，我们的身边的确已经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当我们质疑截访者对而被截访弱势群体粗暴行为的时候，转眼间截访者成为被截访对象，我们追问拆迁者的良心的时候，曾为拆迁者卖力者转而成为弱势的被拆迁者，当我们质疑司法者利用强权枉法裁判的时候，曾行使司法强权的人被更强势的司法者制裁，这世界也太怪了，难以置信的事总是被信，不可能发生事时常就发生在身边，皆因利而来因利而去，翻看云卷云舒，只要让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活的稍好一些，让那些掌权都用自己的权利让自己过的丰裕的时候，也让被代表者过的顺畅些，仅此而足矣。